20世纪的先知埃吕尔：百变人生，一贯信仰

导读：2024年5月19日是法国基督教思想家埃吕尔逝世30周年。中文世界对这位“喷涌着先知之火和传道者的热情”的大师所知甚少。他很早就预见到技术、权力与意识形态控制的结合带给人的奴役。而基督信仰最大的危险并不是异端和异教，而是来自基督教内部不受制约的教会领袖的权力。神在耐心地等待我们回转。

《境界》独立出品【纪念】

执笔 | 木羽

翻译支持 | Chen Lei 、骏逸、Yi Zhang、Tina、Clair

播音 | 凌志  后期 | Jack

扫码奉献，同作主工

雅各·埃吕尔（Jacques Ellul或译为：以禄）的一生以两件事而著名，一是他做过的事情之驳杂，二是他撰写的著作之广博。除了大学教授，他做过种土豆的农民、政府官员、抵抗组织成员、辛德勒式的犹太人救援者，还当过环保分子、没有头衔的牧者和教会领袖，客串过电影俱乐部的老师。

他的书涉及法学、伦理学、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神学，还包括圣经注释书，学科跨度非常大，关注技术、媒体、城市化、信仰等不同领域，因此人们称他为20世纪伟大的博学家和最突出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埃吕尔曾对自己的学生说，他一生著述其实不过是同一本书，内容就是关于世界如何悖逆了上帝的启示又如何被上帝的道所管教和塑造。

2024年5月19日，是埃吕尔逝世30周年。“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抽象的，而是有效地参与保护世界，建立教会。”他书中的这句话，可以说正是对他一生志业的写照。他对人性的洞见和对未来的预判，“喷涌着先知之火和传道者的热情”，可能会令你觉得被冒犯和挑战，至今影响甚广。国际埃吕尔学会每年都会举办相关的学术活动，只是中文世界对他依然比较陌生。

在每个角色里曾参与这个世界

1912年1月6日，埃吕尔出生在距离巴黎600公里的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此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那里。尽管父母都在贵族家庭长大，但当埃吕尔出生时，一家人在大萧条的经济灾难中挣扎求生，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

埃吕尔回忆说：“我生活中最重要、最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我生长在一个相当贫穷的家庭。我在各个方面都经历过真正的贫穷，我非常了解一个不幸环境下家庭的生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所有教育问题，以及在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工作的困难。从15岁起，我就不得不自己谋生，我一边学习，一边挣钱养家。”尽管如此，埃吕尔仍然有着快乐的童年，波尔多港口的码头、公园里的树木、池塘和喷泉都让他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父母非常爱我，但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我的父亲很严肃，母亲和我很亲近。”从商的父亲是不可知论信者，对宗教持批判的态度；做美术老师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年幼的埃吕尔看见母亲在家中跪下祷告的时候就问：“妈妈，你在做什么？”妈妈回答：“我在祷告。”但除此之外，妈妈很少跟埃吕尔谈及信仰。

尽管家里很穷，但父母坚持要埃吕尔去读大学，而不是马上就业。1929年，他进入波尔多大学学习法律。不久他惊喜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一个18岁的年轻人来说，他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父亲失业和家庭贫困的原因，他“决定站在穷人以及那些在各个层面被疏远的人一边”。

但马克思对宗教的观点并没有打动埃吕尔，阅读《罗马书》第八章的经历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他回忆说，“这是一次非常决定性的经历。在我的生命中，第一次圣经文本真正成为上帝对我说的话语。它变成了活生生的话语，我再也不能质疑它了，这是无可争议的。神的话成了我对信仰全部反思的出发点。”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无法提供所有事情的答案……就生命本身而言，仍有若干问题尚未解决。正是圣经给了我更多……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二战刚开始的阶段，埃吕尔正在斯特拉斯堡大学（Strasbourg University）担任讲师。当时他已经结婚，并有了四个孩子，他称赞妻子是“帮助我学会生活的人……她还教我如何倾听”。因为对大学生做政治演讲，他经审讯后被纳粹扶持的维希政府解职，一家人随后搬回波尔多的乡下生活。

在村庄里，为了养家糊口，埃吕尔成了一个养羊和种土豆的农民。同时他积极组建和参与抵抗运动，为犹太人提供伪造的身份证或口粮簿，帮助他们逃离大屠杀。2001年他因此被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的称号。

二战结束那一年，埃吕尔曾短暂担任波尔多市行政部门的一员，负责公共工程和商业。这次经历令他意识到政治家的无力，“政客在对抗政府的官僚主义时无能为力，社会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改变。”随后，他成为波尔多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80年，并担任政治研究学院的院长；同时他还在当地一家电影俱乐部客串影评人的角色，投入十年时间乐此不疲地分析当代电影，并积极加入保护法国海岸的环保组织。1958年至1976年，他担任一个直接与街头帮派打交道的社团的主席，常常代表青少年与警察和法律系统联络，他还组织这些青少年学习圣经，陪伴他们成长。

基督徒应是一股永不衰竭的改革力量

1943年，埃吕尔在乡下发现了一座废弃的新教教堂，此前他和家人一直没有聚会的地方。埃吕尔于是成为这间小教会的敬拜领袖、传道者和带领人。刚开始只有五、六人参加，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聚会的地方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一天一位邮递员对埃吕尔说：“我认识一些你正在寻找的新教信徒。“邮递员提供了一些人的名字，于是他们的聚会扩展到30个家庭、100个家庭，大家互相扶持和连接。但当家庭数量达到300个之后，他们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大教会，却失去了对人具体的关爱和热情，人们不再对彼此的生活负责。这些一线的牧养实践丰富了埃吕尔对教会生态的思考。

1945年，埃吕尔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的成立，并成为 1948年该协会第一次大会的主要讲员。然而，1950年代，协进会的神学和官僚体系令他感到失望后，他选择了退出。随后的二十年间，埃吕尔成为法国改革宗全国委员会的20名主要成员之一。对于这段时间的服事，他写道：“我意识到教会必须改变，才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发酵剂和力量。所以我开始尝试改变改革宗教会。我服事了十五年，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最终，我失败了。”

在埃吕尔眼中，基督徒应该是世界中间一股永不衰竭的改革力量，一个靠基督的能力生活的人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但“一种运动一旦成为一种制度，改革的力量就消失了。” 一个认真想要按照天国样式过活的基督徒，必定在现实面前感受到痛苦的张力，但同时又必须提醒自己，如果企图在地上建立基督化的政权与国度，只会被残酷的政治辗压。信徒做光做盐寻求改革社会的一切努力，只能取得局部暂时的成果，有时甚至一事无成，看似彻底失败；但却不用灰心失望，因为上帝的大能终会扭转乾坤。

纵观教会历史，埃吕尔认为基督教最大的危险既不是来自异端，也不是来自异教，而是来自基督教内部不受制约的教会领袖权力。恰恰是太追求效率，想要获得成功，让权力成为世界对教会的终极试探，搞出各种造势运动和噱头，在各大山头上打造所谓“领袖”，其实是以事奉之名窃取上帝的荣耀。被基督打败的玛门、政治、宗教权势重新被引入，教会以为可以与这些势力结盟，结果发生的事情刚好相反，教会被权力渗透，因为权力的腐败而失去见证，成为攻击基督教的人嘴中的口实。

那些进入公共领域的基督徒在心智上没有能力整体把握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对政治的不同层面无知无觉，灵命上又不甘心像羊一样进入狼群，成为被献祭被宰制的羔羊的记号，因此挡不住诱惑采取世界的方式，跳上潮流的快车，迷上最热门的视角，被媒体所裹挟，按照世界期待的方式选择议题、回应议题，却没有充分的祷告，没有寻求圣灵的引导，没有被真理所转化，以至于既没有预见，也看不深、看不远。结果并没有令世界接受我们的信仰，反而让世界渗入了我们的信仰。

“当耶稣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时，这是与人的本性相反的，不可以与社会道理相提并论，不能靠权力解决，我们要做的仅仅是见证神的话语，而不是去强制人。”埃吕尔反思说：“在圣经中，神不断向我们伸手，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来到神面前。人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同时却希望神用超自然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的现状。然而神给人自由意志，让人自己去决定所选择的道路，真令人难以置信。神在耐心地等待我们回转。”

我思想的出发点是圣经的启示

与20世纪大多数杰出的知识分子不同，埃吕尔在贫困中长大，远离法国的文化中心巴黎。一位记者曾经问他：“如果你住在乡下，怎么可能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从未去过美国；拒绝加入任何主流政治潮流；在天主教徒居多的法国，他是一间改革宗教会的成员；在教会里他虽然带领、教导，却主动放弃牧者的权力；写了许多神学著作，但否认自己是一名神学家。或许正是这种无意或有意长期处于的边缘状态，给了埃吕尔以独特的创造力和预言性。

他在《道的降卑》（The Humiliation of The Word）一书的序言中描述了自己作为基督教学者的立场：“我并没有假装推动科学前沿，相反，我试图在这里做我在所有书中做的事情：独自面对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试着理解它，并与我所生活的另一个完全无法验证的现实对峙。” 这个“完全无法验证的现实”，就是他对上帝的信仰，“剥夺了这种关系，人就会一无所有。其他一切都是虚空。”

在战后人们对新技术的欢呼中，他很早就预见到，折磨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灾难都与人们把技术当作“拯救的上帝”，认为不断增长的技术将给人们带来最大可能的好处，人屈服在科技的脚下，“一切都变成了手段，不再有目的；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生活的目标被遗忘”，人类以惊人的速度出发，却去不了任何地方。当人以为自己摆脱了物质匮乏、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之际，往往已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捆绑中。技术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结合，会带来人类无法想象的道德后果。

在动荡起伏的岁月里，持续不断地阅读和研究圣经支撑着埃吕尔和他的家人，度过经济崩溃，面对纳粹政权，投入战后重建，带领主的教会，对世界持续发言。“一方面，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才能对社会进行这种分析，另一方面，我对技术世界的分析需要我越来越坚定的信仰和越来越精确的神学知识。”埃吕尔说，“我思想的标准是圣经的启示，我思想的内容是圣经的启示，我思想的出发点是圣经的启示。”

在埃吕尔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一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接受你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接受你的神学思想，那将会怎样？”埃吕尔缓缓答道：“那个人最后将会自杀，因为对我来说所有的希望来自于神学这边，在我的社会学里我描述了一个没有出路的世界。”“现代人失去了希望，沉溺于眼前的快乐和对明天的无意识的恐惧之中，而宣扬对基督的信心和爱的盼望，是我一生的主要目标。”

（本文成文参考了International Jacques Ellul Society、Resilience、Galaxie、The Gospel Coalition、Cardus Comment等网络资料，一并致谢）

片尾曲：《这世代要呼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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