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早年性侵带来的羞耻感一直啃噬贝宁顿的心，他勇敢唱出挣扎引来万人风靡。但摇滚产业并不关心你是否痊愈，反正你活着是传奇，死去成神话。当喧嚣停歇，灵魂的忧伤扑面。他已尽力，他无法唱出他没有得到的治愈。小病可玩摇滚，他这个当量的问题，谁能做拆弹手？
《境界》独立出品 【人物】
文 | 文道 刘阳
当无数乐迷得知著名美国摇滚乐团林肯公园（Linkin Park）主唱查斯特·贝宁顿（Chester Bennington）突然离世的消息，回头找出今年5月他们最后推出的第7张专辑《One More Light》，人们这才发现“听这张专辑像是他的遗书”，10首歌曲曲悲观，尤其是《Nobody can save me》（没人能拯救我）、《Good Goodbye》（好好告别）、《Heavy》（沉重）、《Sorry for Now》（抱歉）。
其中，在《Nobody can save me》里，贝宁顿唱道，“我悬宕在边缘，想驱赶心中的黑暗，因为没人能拯救我”、“我想彻底清醒，摆脱过去，只有我可以救赎自己”。7月20日上午9时许，41岁的他在加州的住宅内自尽。
之前，林肯公园可以说载誉无数：五次获得全美音乐奖，两获格莱美奖，五次赢得MTV欧洲音乐大奖。2007年林肯公园第一次在上海举办演唱会，上万中国粉丝在虹口体育场从头一直跟着唱到尾。央视《天下足球》、NBA直播赛场、电影《变形金刚》、以及在多款竞技游戏中，都可以听到贝宁顿的歌声非常提气地响起。
“没人能拯救我”
在音乐和接受媒体采访中，贝宁顿从不掩饰自己的伤痛，似乎每个话痨，无论他在不停歌唱，还是终生写作，都必须拥有一个难以消化的童年。
1976年3月20日，贝宁顿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母亲是护士，父亲是警察。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10岁时他发现，父母一直对他隐瞒，原来2个姐姐、1个哥哥和他是同父异母的。他还没有适应，新情况又发生了，几个月后在他11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他被判由父亲抚养。
这还不是最狗血的，贝宁顿在受访时坦承，他从7岁开始遭到一名熟悉的成年男子性侵，之后他曾考虑过自杀。“每当我回想起自己年少的时候，想起我被骚扰的童年，想起那时身边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一切，我就不寒而栗。”他不敢寻求帮助，因为怕被误会是同性恋或说谎，这样的性虐待持续到13岁。而他的父亲竟然就是专门负责儿童性虐待的警察。
在学校他经常受到排挤和嘲弄，唯一的几个朋友也因为天灾人祸相继去世。这些理由足够充分了，让贝宁顿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觉得自己是个怪胎。在多重打击下无处宣泄，无人关心，最终选择沉迷于大麻、鸦片、可卡因、冰毒和LSD等药物。他承认自己曾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极其严重的酒鬼”。17岁时，当他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后，妈妈才发现了他酗酒嗑药的行为。
后来他找到了音乐，在谈到2009年推出的主打歌《My Suffering》时他说：“这首歌完全就是当药物以及酒精成瘾后，我私生活中付出代价的感受，我完全把这些负面感受都丢进这首歌里，帮助我麻痹所有的痛，让这些痛都融入到我的音乐里。”
林肯公园陪伴安慰了无数人的青葱岁月，其粉丝的庞大足以证明，悲剧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是注定发生的而非例外，世界上没有人能避免生命中那些充满哀伤、失败、残酷的事件，因为是人心中的罪恶带来彼此的伤害。乐队成员麦克说：“我们的音乐主要的诉求不是嘈杂和侵略性，对于我来说，音乐仍在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的现实与挣扎。”
贝宁顿歌唱的热情来自伤痛，痛苦中蕴含着强大的能量推动一个人前进。而对于现代唱片工业来说，“我能够把这些感觉当作写作和歌唱的对象。这些词句卖了几百万张唱片，得了两座格莱美，为我赚到很多钱。”贝宁顿甚至有些庆幸自己的这些经历，“这一切其实蛮酷的，我不是说当一个酒鬼很酷，而是这些感觉，让我可以真正地写出这些音乐，可以痊愈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然而摇滚产业的规律是寡情的，人们其实并不关心你是否能在音乐中得到痊愈，它甚至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以为真的可以从摇滚乐的创作和欣赏中通向痊愈。摇滚产业给一代又一代青年提供的其实是一个闭合的线路，里面没有作为救赎所必需的他者存在的必要和空间，因为反正你活着是一个传奇，你死去也会成为一个神话。如果人们真正拿你所唱的当真，他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只是买张唱片纪念你了事？
贝宁顿并非不清醒，在歌曲《Numb》中，他唱道，“我已经厌倦了你期望我变成的那个样子，苍白的伪装下，是信仰沦失的灵魂。我变得好疲惫，却更警觉，也许我终将失败。但是我明白，你我终究是殊途同归，因为你也经受着让他人深深失望的折磨和痛楚”。只是他无力摆脱，他说，“摇滚乐有它的多面性，它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亦会让你亢奋、盲从”。他离开过乐队，后来又回归，直唱到无法坚持，被他所唱出来的东西逐渐吞噬。
贝宁顿可以并且已经尝到了赚得全世界的滋味，但也仅此而已。在这个人们热衷于观看罪在彼此生命中的作为、直播伤害、消费痛苦的世代，心灵健康是最奢侈的。
贝宁顿的全家福
摇滚圈的精神领袖同在黑暗中挣扎
20世纪以来人类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对政治或革命的失望、对体制的厌倦，以至于几乎一代人在摇滚乐出现时欢呼自己获得了心灵的释放。既然用枪革命、用自由贸易来革命，都被看透原来是一出骗局，那么青年们，用音乐来革命、用性来革命！于是所有不被传统接受的出格之事，反而都被看作是合乎道德的英勇行为。
在美国南加大哲学系教授、灵修大师魏乐德的眼中，现代社会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灵性的问题，但自从披头士乐队开始，一切都不再一样了。“媒体上的‘性和暴力’只是症状而已，绝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人们把尼采、约翰·列侬等人奉为精神领袖，以他们为世界的真光。
“他们用自己的‘艺术’推动‘更高尚’的道德观，取代他们眼中的‘建制’。这是当代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暗被说成光明，又被利用艺术手法描绘成光明。……即使横扫流行文化场景的最卑劣、最狂怒的‘音乐’，都带着一份道德优越和自义，表现得那么明显，又随处可见，以致大多数人都看不透它的底蕴。”
尽管贝宁顿曾经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自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嘶吼了，但他再次在2014年的专辑《狩猎派对》（The Hunting Party）中释放内心的激荡，执着于将沮丧、痛苦和孤独转移到音乐中宣泄。人们常说，音乐有治愈人心灵的功能，即使这种功能存在，显然也只是创可贴的广告词而已，如果你的伤口已经溃烂成洞，就别再沉迷于这种肤浅的安慰了，它并不能给人的生命带来真正的改变。
当喧嚣停歇，忧伤的仍然忧伤，羞耻的仍然感到羞耻。不必强求林肯公园，贝宁顿已经尽力了，他不能带给你我他自己还没有得到的治愈。他已经尽力了，只是走错了方向。小病可以玩玩摇滚解闷，他这个当量的问题，只有上帝能做拆弹手，不然把自己炸飞是迟早的事。
摇滚乐不能救我们，摇滚圈当然也不能救我们，因为圈里的朋友们同在黑暗中挣扎。
据报道，贝宁顿自杀时正巧是其已故好友“声音花园”乐队主唱克里斯·康奈尔（Chris Cornell）的生日。今年5月17日，52岁的康奈尔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康奈尔是美国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榜样歌手，他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曾与毒瘾和酒精中毒抗争。
朋友的离去对贝宁顿的打击很大，在怀念好友时他说：“你以自己可能不曾知道的方式激励着我，没有你的世界，我无法想象。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里，或许只有友谊可供彼此取暖。然而正如托马斯·肯培所说:“你无法没有朋友而独自活着。如果耶稣不是你的朋友，你终究要悲伤和孤寂。”
一个落水者可能比另一个落水者有才华、更天生丽质、在道德上更自律，两个落水者可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甚至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性命，只可惜这世界是一个泥潭，所有跌落者都无力挣脱。庄子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生逢末世，江湖里的水也干了。
不值得被爱，我们就感到羞耻
早年的性侵经历带来的羞耻感和自我厌弃一直啃噬贝宁顿的内心，让他深以自己为耻，甚至希望自己根本不存在。这种自我毁灭的冲动带给他如影随形的恐惧。他一直都在用音乐呈现自己在同一件事上的挣扎。他虽然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恐惧，但始终逃脱不出恐惧的牢笼。
《Breaking The Habit》是乐队成员麦克经过五年多的思考酝酿，献给主唱贝宁顿悲惨过往的一首歌。在MV中，贝宁顿从高楼坠落身亡、灵魂离体游走象征自我重生，带领歌迷一探他心中隐藏多年的种种可怕记忆。酒精、毒品或性只能带来暂时的遗忘，歌词透露着他希望摆脱滥用药物所带来的长期折磨，从此重生。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羞耻感。如果另一个人贬低我们，彷彿我们只是一件供人使用的物品，而不是活生生值得被爱的人，我们就会感到羞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接受审判时，将这种羞耻感表达得清楚无疑。
德米特里坐在被告席上，双腿交叉，低头看着悬在空中的左脚，挂在骨瘦如柴的小腿末端来回晃动。他的脚趾有如怪诞的瘤，像一个扁平、骨节突起、弯曲、肮脏的物体，从鞋子上的一个洞里探出头来！他确定法庭里的每一个人都盯着他的脚趾，他们认为他的价值并不比那个令人厌恶的瘤状物来得高，而他极其厌恶自己。
加缪在小说《堕落》中讲了一个“口水牢房”的故事：一个四面有墙的小房间，高度足够让一名囚犯站在里面，但没有空间让他移动手臂。门上有一个洞，洞的大小刚好足够露出囚犯的脸，高度就在脸部，但是没有空间让他转头躲避。每当狱警经过，他就会朝着囚犯的脸吐口水，而且他会负责任地不时经过。囚犯无法擦去口水，只能闭上眼睛。一个有尊严的人被关进去，他宁可早点死去。
伦理学家施密德说：“医治羞耻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知道不管什么事，那个我们最想被其接纳认同的人都会接纳我们。”
诚实面对自己的破碎
作家乔纳森·梅里特（Jonathan Merritt）在孩童时遭遇过性侵害，并且在成年后与一个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他是美南浸信会著名牧师詹姆斯·梅里特之子，父亲曾是美南浸信会大会的主席。这些经历给乔纳森造成了极大的羞辱和伤害。当事情被曝光，乔纳森本应感觉他的名声轰然倒塌的悲哀，但相反的是，乔纳森说，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诚实地讲出他是怎样一个人了。“当我们开始可以把这些事情讲给别人，其中就有救赎，这实际上是我们成圣的一部分，我们能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故事、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挣扎、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旅程。
上帝允许这种痛彻心扉的经历进入我的生命，即使我对此无法全然明白。我决定要与主同行，而不是远离祂。同时，我相信，这可以帮助我塑造我的世界观，靠主必能胜过罪恶过犯。通过这个视角，我开始了写作生涯，也通过这个生命破碎的经历，我决定要好好生活！”
乔纳森诚实并真实的面对这些挣扎，靠着神从负面的情绪中走出来。因着这些破碎的经历，他希望自己能够帮助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只有在上帝的大能之下，我这样一个破碎的器皿才可以被神陶造，现在我每天都日益相信，惟有耶稣基督才能使破碎的生命变得完全。”
美国马斯希尔研究院院长、心理学家艾伦德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曾围绕着羞耻、暴力、骄傲，幼年时有过自杀、被虐的遭遇，他和一个个来到他面前找他辅导的被虐者一样曾经深受困扰，就是在暴行和邪恶之中，上帝的旨意究竟是什么？他说——
当然你可以自问：“故事里的一些章节太痛苦了，又有一些章节我很讨厌，我该怎么办？”我们都有难以理解的章节，一些还未渗透救赎的柔光的章节。我们只是单纯地知道，祂不是罪的作者，并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祂最终的目的。祂使用痛苦和破碎，就和使用平安一样。上帝想要赎回我们的故事，防止我们的故事被恶所噬。我们在原生家庭的问题和其他悲剧中丢失了自己，我们必须回到事发地点去找回自己，更重要的是找到上帝。我们以为那些惨痛的经历中，上帝并不在场。
如果你曾被性虐待，你可能把愤怒转化为一种渴望，向恃强凌弱的暴行说“不”。你的故事未必是让你去辅导受虐者，但却使你乐于看见弱者得胜，看见被忽略、被蹂躏的人获得发言权。我们最深的梦想总是涉及纠正错误、增进益处。
上帝编写我们的故事，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得到启发，也是为了启发别人，并透过我们的故事来彰显祂的故事。我们必须充满信心地进入并阅读我们的悲剧，相信它们的结局一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出色，才能看见从我们最痛苦的破碎中渗透出来的荣耀。
在今生最痛苦、最迷惘的时候，我们仍要好好活下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寻求上帝的人有一天将领受一个新名字，若最后能听见上帝呼唤我的新名，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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