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羞耻和自我厌弃搏斗 ——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贝宁顿

与羞耻和自我厌弃搏斗 ——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贝宁顿

导读:早年性侵带来的羞耻感一直啃噬贝宁顿的心,他勇敢唱出挣扎引来万人风靡。但摇滚产业并不关心你是否痊愈,反正你活着是传奇,死去成神话。当喧嚣停歇,灵魂的忧伤扑面。他已尽力,他无法唱出他没有得到的治愈。小病可玩摇滚,他这个当量的问题,谁能做拆弹手?

《境界》独立出品 【人物】

文 | 文道 刘阳

当无数乐迷得知著名美国摇滚乐团林肯公园(Linkin Park)主唱查斯特·贝宁顿(Chester Bennington)突然离世的消息,回头找出今年5月他们最后推出的第7张专辑《One More Light》,人们这才发现“听这张专辑像是他的遗书”,10首歌曲曲悲观,尤其是《Nobody can save me》(没人能拯救我)、《Good Goodbye》(好好告别)、《Heavy》(沉重)、《Sorry for Now》(抱歉)。

其中,在《Nobody can save me》里,贝宁顿唱道,“我悬宕在边缘,想驱赶心中的黑暗,因为没人能拯救我”、“我想彻底清醒,摆脱过去,只有我可以救赎自己”。7月20日上午9时许,41岁的他在加州的住宅内自尽。

之前,林肯公园可以说载誉无数:五次获得全美音乐奖,两获格莱美奖,五次赢得MTV欧洲音乐大奖。2007年林肯公园第一次在上海举办演唱会,上万中国粉丝在虹口体育场从头一直跟着唱到尾。央视《天下足球》、NBA直播赛场、电影《变形金刚》、以及在多款竞技游戏中,都可以听到贝宁顿的歌声非常提气地响起。

“没人能拯救我”

在音乐和接受媒体采访中,贝宁顿从不掩饰自己的伤痛,似乎每个话痨,无论他在不停歌唱,还是终生写作,都必须拥有一个难以消化的童年。

1976年3月20日,贝宁顿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母亲是护士,父亲是警察。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10岁时他发现,父母一直对他隐瞒,原来2个姐姐、1个哥哥和他是同父异母的。他还没有适应,新情况又发生了,几个月后在他11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他被判由父亲抚养。

这还不是最狗血的,贝宁顿在受访时坦承,他从7岁开始遭到一名熟悉的成年男子性侵,之后他曾考虑过自杀。“每当我回想起自己年少的时候,想起我被骚扰的童年,想起那时身边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一切,我就不寒而栗。”他不敢寻求帮助,因为怕被误会是同性恋或说谎,这样的性虐待持续到13岁。而他的父亲竟然就是专门负责儿童性虐待的警察。

在学校他经常受到排挤和嘲弄,唯一的几个朋友也因为天灾人祸相继去世。这些理由足够充分了,让贝宁顿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觉得自己是个怪胎。在多重打击下无处宣泄,无人关心,最终选择沉迷于大麻、鸦片、可卡因、冰毒和LSD等药物。他承认自己曾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极其严重的酒鬼”。17岁时,当他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后,妈妈才发现了他酗酒嗑药的行为。

后来他找到了音乐,在谈到2009年推出的主打歌《My Suffering》时他说:“这首歌完全就是当药物以及酒精成瘾后,我私生活中付出代价的感受,我完全把这些负面感受都丢进这首歌里,帮助我麻痹所有的痛,让这些痛都融入到我的音乐里。”

林肯公园陪伴安慰了无数人的青葱岁月,其粉丝的庞大足以证明,悲剧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是注定发生的而非例外,世界上没有人能避免生命中那些充满哀伤、失败、残酷的事件,因为是人心中的罪恶带来彼此的伤害。乐队成员麦克说:“我们的音乐主要的诉求不是嘈杂和侵略性,对于我来说,音乐仍在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的现实与挣扎。”

贝宁顿歌唱的热情来自伤痛,痛苦中蕴含着强大的能量推动一个人前进。而对于现代唱片工业来说,“我能够把这些感觉当作写作和歌唱的对象。这些词句卖了几百万张唱片,得了两座格莱美,为我赚到很多钱。”贝宁顿甚至有些庆幸自己的这些经历,“这一切其实蛮酷的,我不是说当一个酒鬼很酷,而是这些感觉,让我可以真正地写出这些音乐,可以痊愈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然而摇滚产业的规律是寡情的,人们其实并不关心你是否能在音乐中得到痊愈,它甚至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以为真的可以从摇滚乐的创作和欣赏中通向痊愈。摇滚产业给一代又一代青年提供的其实是一个闭合的线路,里面没有作为救赎所必需的他者存在的必要和空间,因为反正你活着是一个传奇,你死去也会成为一个神话。如果人们真正拿你所唱的当真,他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只是买张唱片纪念你了事?

贝宁顿并非不清醒,在歌曲《Numb》中,他唱道,“我已经厌倦了你期望我变成的那个样子,苍白的伪装下,是信仰沦失的灵魂。我变得好疲惫,却更警觉,也许我终将失败。但是我明白,你我终究是殊途同归,因为你也经受着让他人深深失望的折磨和痛楚”。只是他无力摆脱,他说,“摇滚乐有它的多面性,它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亦会让你亢奋、盲从”。他离开过乐队,后来又回归,直唱到无法坚持,被他所唱出来的东西逐渐吞噬。

贝宁顿可以并且已经尝到了赚得全世界的滋味,但也仅此而已。在这个人们热衷于观看罪在彼此生命中的作为、直播伤害、消费痛苦的世代,心灵健康是最奢侈的。

贝宁顿的全家福

摇滚圈的精神领袖同在黑暗中挣扎

20世纪以来人类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对政治或革命的失望、对体制的厌倦,以至于几乎一代人在摇滚乐出现时欢呼自己获得了心灵的释放。既然用枪革命、用自由贸易来革命,都被看透原来是一出骗局,那么青年们,用音乐来革命、用性来革命!于是所有不被传统接受的出格之事,反而都被看作是合乎道德的英勇行为。

在美国南加大哲学系教授、灵修大师魏乐德的眼中,现代社会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灵性的问题,但自从披头士乐队开始,一切都不再一样了。“媒体上的‘性和暴力’只是症状而已,绝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人们把尼采、约翰·列侬等人奉为精神领袖,以他们为世界的真光。

“他们用自己的‘艺术’推动‘更高尚’的道德观,取代他们眼中的‘建制’。这是当代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暗被说成光明,又被利用艺术手法描绘成光明。……即使横扫流行文化场景的最卑劣、最狂怒的‘音乐’,都带着一份道德优越和自义,表现得那么明显,又随处可见,以致大多数人都看不透它的底蕴。”

尽管贝宁顿曾经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自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嘶吼了,但他再次在2014年的专辑《狩猎派对》(The Hunting Party)中释放内心的激荡,执着于将沮丧、痛苦和孤独转移到音乐中宣泄。人们常说,音乐有治愈人心灵的功能,即使这种功能存在,显然也只是创可贴的广告词而已,如果你的伤口已经溃烂成洞,就别再沉迷于这种肤浅的安慰了,它并不能给人的生命带来真正的改变。

当喧嚣停歇,忧伤的仍然忧伤,羞耻的仍然感到羞耻。不必强求林肯公园,贝宁顿已经尽力了,他不能带给你我他自己还没有得到的治愈。他已经尽力了,只是走错了方向。小病可以玩玩摇滚解闷,他这个当量的问题,只有上帝能做拆弹手,不然把自己炸飞是迟早的事。

摇滚乐不能救我们,摇滚圈当然也不能救我们,因为圈里的朋友们同在黑暗中挣扎。

据报道,贝宁顿自杀时正巧是其已故好友“声音花园”乐队主唱克里斯·康奈尔(Chris Cornell)的生日。今年5月17日,52岁的康奈尔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康奈尔是美国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榜样歌手,他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曾与毒瘾和酒精中毒抗争。

朋友的离去对贝宁顿的打击很大,在怀念好友时他说:“你以自己可能不曾知道的方式激励着我,没有你的世界,我无法想象。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里,或许只有友谊可供彼此取暖。然而正如托马斯·肯培所说:“你无法没有朋友而独自活着。如果耶稣不是你的朋友,你终究要悲伤和孤寂。”

一个落水者可能比另一个落水者有才华、更天生丽质、在道德上更自律,两个落水者可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甚至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性命,只可惜这世界是一个泥潭,所有跌落者都无力挣脱。庄子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生逢末世,江湖里的水也干了。

不值得被爱,我们就感到羞耻

早年的性侵经历带来的羞耻感和自我厌弃一直啃噬贝宁顿的内心,让他深以自己为耻,甚至希望自己根本不存在。这种自我毁灭的冲动带给他如影随形的恐惧。他一直都在用音乐呈现自己在同一件事上的挣扎。他虽然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恐惧,但始终逃脱不出恐惧的牢笼。

《Breaking The Habit》是乐队成员麦克经过五年多的思考酝酿,献给主唱贝宁顿悲惨过往的一首歌。在MV中,贝宁顿从高楼坠落身亡、灵魂离体游走象征自我重生,带领歌迷一探他心中隐藏多年的种种可怕记忆。酒精、毒品或性只能带来暂时的遗忘,歌词透露着他希望摆脱滥用药物所带来的长期折磨,从此重生。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羞耻感。如果另一个人贬低我们,彷彿我们只是一件供人使用的物品,而不是活生生值得被爱的人,我们就会感到羞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接受审判时,将这种羞耻感表达得清楚无疑。

德米特里坐在被告席上,双腿交叉,低头看着悬在空中的左脚,挂在骨瘦如柴的小腿末端来回晃动。他的脚趾有如怪诞的瘤,像一个扁平、骨节突起、弯曲、肮脏的物体,从鞋子上的一个洞里探出头来!他确定法庭里的每一个人都盯着他的脚趾,他们认为他的价值并不比那个令人厌恶的瘤状物来得高,而他极其厌恶自己。

加缪在小说《堕落》中讲了一个“口水牢房”的故事:一个四面有墙的小房间,高度足够让一名囚犯站在里面,但没有空间让他移动手臂。门上有一个洞,洞的大小刚好足够露出囚犯的脸,高度就在脸部,但是没有空间让他转头躲避。每当狱警经过,他就会朝着囚犯的脸吐口水,而且他会负责任地不时经过。囚犯无法擦去口水,只能闭上眼睛。一个有尊严的人被关进去,他宁可早点死去。

伦理学家施密德说:“医治羞耻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知道不管什么事,那个我们最想被其接纳认同的人都会接纳我们。”

诚实面对自己的破碎

作家乔纳森·梅里特(Jonathan Merritt)在孩童时遭遇过性侵害,并且在成年后与一个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他是美南浸信会著名牧师詹姆斯·梅里特之子,父亲曾是美南浸信会大会的主席。这些经历给乔纳森造成了极大的羞辱和伤害。当事情被曝光,乔纳森本应感觉他的名声轰然倒塌的悲哀,但相反的是,乔纳森说,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诚实地讲出他是怎样一个人了。“当我们开始可以把这些事情讲给别人,其中就有救赎,这实际上是我们成圣的一部分,我们能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故事、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挣扎、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旅程。

上帝允许这种痛彻心扉的经历进入我的生命,即使我对此无法全然明白。我决定要与主同行,而不是远离祂。同时,我相信,这可以帮助我塑造我的世界观,靠主必能胜过罪恶过犯。通过这个视角,我开始了写作生涯,也通过这个生命破碎的经历,我决定要好好生活!”

乔纳森诚实并真实的面对这些挣扎,靠着神从负面的情绪中走出来。因着这些破碎的经历,他希望自己能够帮助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只有在上帝的大能之下,我这样一个破碎的器皿才可以被神陶造,现在我每天都日益相信,惟有耶稣基督才能使破碎的生命变得完全。”

美国马斯希尔研究院院长、心理学家艾伦德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曾围绕着羞耻、暴力、骄傲,幼年时有过自杀、被虐的遭遇,他和一个个来到他面前找他辅导的被虐者一样曾经深受困扰,就是在暴行和邪恶之中,上帝的旨意究竟是什么?他说——

当然你可以自问:“故事里的一些章节太痛苦了,又有一些章节我很讨厌,我该怎么办?”我们都有难以理解的章节,一些还未渗透救赎的柔光的章节。我们只是单纯地知道,祂不是罪的作者,并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祂最终的目的。祂使用痛苦和破碎,就和使用平安一样。上帝想要赎回我们的故事,防止我们的故事被恶所噬。我们在原生家庭的问题和其他悲剧中丢失了自己,我们必须回到事发地点去找回自己,更重要的是找到上帝。我们以为那些惨痛的经历中,上帝并不在场。

如果你曾被性虐待,你可能把愤怒转化为一种渴望,向恃强凌弱的暴行说“不”。你的故事未必是让你去辅导受虐者,但却使你乐于看见弱者得胜,看见被忽略、被蹂躏的人获得发言权。我们最深的梦想总是涉及纠正错误、增进益处。

上帝编写我们的故事,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得到启发,也是为了启发别人,并透过我们的故事来彰显祂的故事。我们必须充满信心地进入并阅读我们的悲剧,相信它们的结局一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出色,才能看见从我们最痛苦的破碎中渗透出来的荣耀。

在今生最痛苦、最迷惘的时候,我们仍要好好活下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寻求上帝的人有一天将领受一个新名字,若最后能听见上帝呼唤我的新名,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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