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荫所给离家青年家庭温暖，但薛华一家也体验到开放家的代价，床单破损，地毯烧出洞来，有人吸烟差点几乎烧掉整片窗帘……毒品进了家，有人在房内呕吐。这些年轻人具自我毁灭的紊乱道德观、社会疏离感和追寻美好事物的真诚，使薛华更深刻反省现代文化的轨迹。
《境界》经典回顾
文| 陈久双
（本文由《境界》编者改编自陈久双随笔《寻访庇荫所》，首发于2013年）
11月的瑞士已经下过一场雪，早上我从上海机场出发，落地后紧接着坐了四小时的火车，马不停蹄来到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处山脚下。
这是我第二次去欧洲，本来想参观博物馆和画廊，比较思考西方美术史来反思自己的创作。欧洲最好的美术馆大多集中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却不想，我来到了瑞士。此行我要寻访的是薛华创办的Lábri（法语，庇荫所）。
和许多关注文化现象的基督徒一样，我也是薛华的粉丝，十年前，我读过薛华的《前车可鉴》，这是我唯一一本读过三个版本的书籍。十多年前，我自有了信仰以后，心里似乎总有着一种难以逾越的张力。这种强烈的张力是我以前不曾遇到的。
一方面，是我对“不要爱世界”、“自我舍弃”的片面理解，信仰有时对我意味着一种回避，躲开那些带着世俗印记的文化。当我觉得信仰为我的人生找到意义时，我却变得不再那么积极，在我轻看世界上的得失成败后，我的一些兴趣爱好也渐渐失去。而“真理使人得自由”，我却很少经历到。
另一方面，当时我正在读艺术专业的研究生，面对纷纭多样的当代艺术现象，其中大部分是反人类、反道德、反基督的艺术作品，它们传递的价值观念明显与信仰不和。这也使我很困惑：作为当代人该做怎样的当代艺术？艺术对于基督徒是否是一个必要而有用的东西？当看到薛华的书后，感觉像是混乱复杂的文化浓雾里透出的微光，启发我从新的角度看待这些疑问。
后来当我研究从基督信仰的角度观察当代艺术现象时，接触到Hans Rookmarrk、Steve Tuner、Gene Edward Vieth、James K.A.Smith等人的书籍，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从基督教视角研究文化艺术的学者之中，大部分都有意或无意地提到了薛华创办的Lábri。这让我很吃惊，更加增了我对Lábri的好奇。
这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具有如此魅力？为什么这里发生的事能吸引那么多人关注、思考，并从中受益？好奇心驱使我出发欧洲的前几天，迅速改变了行程，转而第一站来到瑞士。
看得见的爱
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多，天冷，很少路人，没有熟悉的语言，没有相识的面孔。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一个异乡人在路灯下等最后一班车到一个叫Huémoz的地方。瑞士和我有什么关系！？
从机场买的车票联票，我要等的站台是27号。找了一圈没找到，远处，有两个妇女也在等车，便上去询问。确定车次后，得知原来她们是同路人，只要跟她们走就好了。她们非常热情，其中一个年长的问寒问暖，又递食物又请喝咖啡。离最后班车还有半小时，在车站旁的咖啡馆馆里，一杯热茶下肚，感觉甚是温暖。
车随着山坡而上，一路和她们聊天，感觉一会儿就到了我要找的地方。司机指着一处黑暗说，那就是我要找的Lábri（法语，庇荫所）。漆黑的夜色中，隐约分辨出一块写着“Lábri”的带箭头的路牌，沿着路牌所指的方向，离马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房子，里面有灯光。
我敲门，有学生样子的人出来。我问，这里是不是Lábri，她微笑着说，是的。告诉她我来自哪里，我就是那个预约到访的人。她点头，我转身拿起院子里的行李，跟她进了房间。屋里很暖和，客厅里有人正围在一起交流些什么。大家微笑打过招呼后，她向我简单介绍，带我到楼上，指给我要住的房间。
连续二十多个小时，不间断的转换交通工具，我已疲惫，简单收拾就睡下。
早上醒来，天刚亮，天空是久违的蓝色，爽朗。从地形看，Lábri的房子位于山腰上。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远处堆着积雪的、高低起伏、层叠连绵的山峰。空气能见度极高，阳光在山峦间穿梭，柔和地在积雪上闪烁。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谓“极目楚天舒”“欲穷千里目”的感觉吧！山下，小村还沉睡在晨雾中。这就是阿尔卑斯山脉一角，这就是弗兰西斯•薛华半个世纪前兴起的庇荫所。
第二天下午的安排有讲课。从住所沿着一条蜿蜒小道，向山坡下走约五十米的地方有一间房子，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地方。Lábri在这里有几间房子(通常我们称为别墅)，最大的是生活区，还有教室和另外几处较小的房子。上课的房子分地面、地下两层，地下为图书资料室，阳光可以照进来。这里收集很多人来Lábri的讲课录音磁带，从薛华那时开始直到最近的都有。
地上一层是个大开间，靠阳光一侧是一大排玻璃窗。踩在地毯上，又有阳光照进屋里，很温暖。门口处有个壁炉，再过去就是一大排书架，几盆长得很茂盛的橡皮树。墙上挂着一块装饰毯，屋顶上悬挂着两个平躺着的十字架，上面点缀着灯。最里面有一架老三角钢琴，看年头，估计是薛华当年用过的。
美国诺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Nortre Dame)历史系副教授迈克-汉密尔顿曾这样记叙那段历史——1951-1952年间，薛华经历了一段长期的属灵低谷，怀疑自己的信仰。妻子艾蒂斯迫切为他祷告。最后，他重新获得确据，知道自己的信念是对的，他发现“人真正的争战是世界观之争”，他也重新看见基要信仰必须经由实际的爱来传播。
1955年，他们夫妇创办位于瑞士山间小镇霍模斯、称为“庇荫所”的独立福音机构，以实践“看得见的爱”。一开始，薛华夫妇的大女儿将洛桑大学的同学带回家。没多久，学生固定每周末来到庇荫所。薛华夫妇提供饮食、散步和主日敬拜等活动，营造一种自由宽松的交流气氛，鼓励哲学和宗教的对话。
他讲课时穿着全副登山装备，再加上长发和山羊白须。在特立独行的造型之外，他的讲课也很另类，很少引用圣经，却很爱谈亨利米勒(当时美国最情色的作家)作品的哲学重要性。可能除了葛理翰，当代没有一个基督教领袖，能如他在福音运动整体层面上留下如此深的印记。
薛华一家精于此道。妻子艾蒂斯尤其擅长持家艺术，她能制造迷人的气氛，让客人感觉轻松。薛华更是绝佳的谈话对象，他关心人并且留心倾听，让宾客倍感尊宠。当他谈到基督教能解决人类困境时，总是充满热切的信心。
薛华曾经写道：“这就是庇荫所以往和现在真正的根基。我们教导基于史实的基督教答案，对一切真诚的问题予以诚实回答。”不少学生因这里的周末事工而信主，且有小部分志愿留下，帮助日益加增的工作需要。
这个独特开放山居的消息迅速传开，到1957年，每周末招待二十五人之多。周间薛华则在瑞士和意大利多处教课。虽然薛华家从未直接向外募款，艾蒂斯却有一份越来越长的家信名单，让支持者了解庇荫所的活动。
薛华一家也直接体验到开放家园的代价。薛华日后追忆：“我们所有结婚礼物，在庇荫所前三年就耗尽。家里床单破损，地毯烧出洞来。有一次客人在客厅吸烟，几乎烧掉整片窗帘……毒品进了家，有人在房内呕吐。”
这段期间，来到庇荫所的多半是欧洲学生，在学校受过完整哲学教育，熟悉黑格尔、齐克果、海德格尔，以及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文学。这些学生帮助薛华看清后基督教的现代思潮，他则观察到他们所遭受的冲击。他们接受人类纯为物质世界里、时间和机率的产物，这致使多数人无法分辨对错之间的基础和人类正常生存的意义。
这些年轻人具自我毁灭的紊乱道德观、社会疏离感以及追寻美好事物的真诚，激起薛华夫妇的同情。这使得开放家园的辛苦能够忍受，而且迫使薛华更深刻地反省现代文化的轨迹。
艾蒂斯描写庇荫所早期的光景，正好契合年轻人反正统文化的情感，提供离家青年家庭温暖，彼此分摊工作、自制全麦面包、以及壁炉边知性的交谈，而这一切全仰赖祈祷带来神超然的供应。1969年《庇荫所》一书出版后，引来大批新访客，大多是美国福音工作者。不过庇荫所仍继续吸引不少非基督徒，甚至嬉皮时代的毒品专家也曾造访
无法回避的张力
而现在，我要上的课开始了。
约有十几个人，大家围成一圈，气氛很轻松。各种不同椅子，各种不同坐姿，有盘腿而坐，也有斜靠。给大家上课的是Georgory，一位清瘦，慈祥的长者。这是一堂讨论课，较少引用圣经，但明显是围绕圣经展开的话题。开始时我不知道他们讲什么，他们在讨论昨天上一堂课的内容，而且思路很有跳跃性，我感觉在这个语境之外。
后来我理解了他们谈的是诠释学和圣经，较多提到“元叙述”（metanarrative）以及后现代。这些学生是从世界各国来的，主要是大学生，也有像我这样已经工作了的人。讨论很敞开、热烈，快到下课时，大家的疑惑仍在，一些问题似乎仍然没有让人满意的答案。Georgory也不急于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他们一般可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思考他们关注的问题。
这里有很多的藏书，有可以自我安排的时间，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你可以弹弹房间里的乐器使学习不那么枯燥，甚至，也可以像薛华一样去登山。Lábri提供的是一个清静、温馨的环境供所有来这里的人学习、反思，碰撞思想。
给我的印象是，这里并不回避当下最热门的思潮和文化现象。我还听到一个比较多的词是engagement。Geogory谈到，生活中始终存在一些我们无法回避的张力，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也随时面临着张力，我们不是去逃避这些张力，而是去面对它们，要介入其中，敞开自己，而不是逃避。
薛华夫妇正是在这种张力中活出自己的一生。薛华代表基督教福音派在所处世界一直局促不安的那一部分。他曾说：“在我的教导里，我非常强调我们是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假如我不认识这一事实──世界已非神所造的样子，那我个人简直无法忍受这个世界。”
或许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持久的遗产──他透澈的先见之明，早看到神所设计的世界和人手所经营的世界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薛华曾指责战后盛行的物质主义，坚称多数美国人没有高尚的人生哲学，只知道“个人平安和富裕”。他呼吁大家不要自毁巢穴，应当尊重社会常理。他反对种族主义，在庇荫所总是以身作则。
他同情逃避现实社会者和吸毒者，“因为这些人够聪明，知道无人提供解决之道，所以他们选择出走……年长的一代没有带给他们任何值得关注之事。”
薛华甚至抨击福音派中产阶级之罪。他呼吁福音派人士接纳“革命性”的心态，放弃在教堂悬挂美国国旗：“忠党爱国不必和基督教挂钩。”他指责美国福音派过份个人化：“基督教信仰诚然是个人之事，但却不单是个人之事。必需有真实的社区，提供彼此间真正属灵和物质上的帮助。”
他催促基督徒欢迎一切神所差来的人，包括学者、嬉皮和有毒瘾的人士。薛华说：“我向你们挑战，我因著耶稣基督胆敢向你们挑战。依照我建议的去行，开始为社区开放你们的家。”
1972年，薛华结经过对人类文明危机的长久观察研究认识到人本文化的问题，认为基督徒必须根据圣经，勇敢的提出绝对的道德标准，给世界以方向。
1973年，薛华受邀在许多著名的大学讲演：普林斯敦，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他从历史文化中的衰落征象，找出病因，提供救治方法：基督教是可信的。他的观点，得到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认同并支持。
也在那年，最高法院通过Roe v. Wade法案，准许任意堕胎，说认为那并不妨害任何人，只是女人的“自由选择”。数以百万计的婴儿，丧失了生命，连“死亡证明书”都没有。薛华认定绝不能任由这种病态发展下去。
1974年，薛华的儿子法兰奇已经长大了，正在修读艺术。他建议父亲，把他的观察和论点，作成电影，可以具象的呈现在大众面前。于是产生了“我们怎能存活呢？”(How Should We Then Live?) （中译《前车可鉴》）作为电影的脚本，同时以书的形式出版。他到处旅行讲演，伴同电影演出，警告基督徒，美国已经变成无神的国家，失去了是非道德的标准，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
薛华的信息，对于刚浮现的福音派青年文化，有如清新的空气。加州伯克莱“基督徒世界解放前线”的创始人史百克(Jack Sparks)，造访庇荫所，并且希望他的机构也能对知识分子造成一样的冲击。
薛华对赖瑞诺曼(Larry Norman)——“耶稣革命的桂冠诗人”，也有极深的影响。(赖瑞在一首诗中，将庇荫所和朝圣之地并列：我们在海法度蜜月，在加利利用餐 / 然后搭便车到瑞士造访庇荫所。)音乐家马克赫德曾在庇荫所学习，他说那儿是一处可以放胆询问任何信仰疑难的地方。
人类彼此连接的最亲密的点
“只要信，不要疑惑”，是我们认为敬虔的最高标准。但很多时候人们的情况往往是如圣经描述的那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状态，这也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对于心中的困惑，是不是要去隐藏、回避？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拉辛格在《基督教导论》中提到：“信仰是可以通过疑惑或以疑惑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疑惑与信仰、诱惑与确定之间的不断竞争中寻获人生的目的，是人的命运的基本模式。”
我记得在我学生时代结束后，曾遇到看似可以解答我一切信仰问题的博学的康克里。我向他询问，是否有这方面的书籍可以解开我的信仰与艺术疑惑并能给我一个方向？他说了一句话，令我吃了一惊：你写这本书！
之后，我明白，这个答案是要我自己来寻找的，也许这不是知识理论上的指南手册，更需要我用时间和行动来“写”。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读是否就是他说这话的原意，但我相信，这里没有一劳永逸的便捷之路可以引领我的艺术方向。
课后，我和Geogory打招呼，并问了一些问题。Geogory看样子很高兴一个中国人的到来，说晚上要和我继续交谈。
和我同住一室的是一个韩国人。很巧，他在中国的一个大学教书，并带领学生团契。我们在一起有愉快而轻松的交流。无意中，他告诉我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薛华的妻子艾蒂斯，这位被曾评为一百位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妇女，Lábri的创办者之一，薛华背后的帮助者，约在一个世纪前出生于我的老家温州，她是美国宣教士的女儿。
艾蒂斯曾陪着薛华四处演讲，也自己演讲，广受欢迎。
在大学校园里，艾蒂斯喜欢和宿舍女生“进行亲密而坦率的交流，话题包括婚姻、性和如何成为饶富创意的专职家庭主妇”。1969年她出版《庇荫所》一书；1970年中期，经常为《今日基督教》撰写专栏，到1981年她完成八本有关家庭生活和灵修方面的书，销售超过一百万册。
晚上是正餐的时间，饭前有人对晚餐做简单的介绍，今天有谁谁参与做菜，有谁谁自愿参加餐后清洁。简短祷告后，开始吃饭。主食是四个人分享一只烤鸡，还有一些蔬菜和点心。有人从外面捡来松果、野花，点着蜡烛，气氛温馨。
Georgory邀请我坐在一起吃饭。期间，我再次向薛华的孙女，Georgory的妻子，确认艾蒂斯的出生地。得到这位脸上一直带着亲切微笑的妇人肯定后，我心中感慨：如果不是那些象艾蒂斯的父母那样的传教士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到我的家乡传教，当地人可能不会信主，我家人也不会信主，我也不会认真思考信仰，我也许不会读薛华的书，也就不知道Lábri，不会想到要到瑞士，也不会知道有一个叫艾蒂斯的老外老乡出生在我的家乡，那个我年少时一直希望逃避、挣脱的家乡。
一切看似偶然，我不知道的是：这彼此之间又似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我在开头提到的，瑞士和我有什么关系？东半球和西半球有什么关系？白皮肤和黄皮肤有什么关系？什么是人类彼此连接的最亲密的点？
有一点是明显的，生命的张力无处不在。我曾期望到我以为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有人却不远万里愿意来到我认为狭隘、要逃离的地方。我渴望得到的，却又是某些人愿意舍弃的。我的终点又回到某人的起点上。我以前厌弃的东西，后来却觉得如此可贵。一切看起来又那么似非而是。
或许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庇荫所，一个可以逃避、隐藏、受保护的地方。时常，我们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将自己隐藏，信仰的某处也常常成为我们逃避世界的地方，逃避现实的港湾，如同那些年我所经历的。
如果信仰不是逃避而是面对，如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信仰不是叫我们躲避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离开我们不愿呆的地方，逃离现实的文化，那么Lábri是否可以理解为：来庇荫所是为了更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只为，有人说过，“上山是为了下山。”
三日后的凌晨，天还没亮，我坐第一班车离开Lábri，车上只有一个乘客，清冷，漆黑，安静，内心怀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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