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40年来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最大的罗尔斯，为何思考中有一种悲悯的情怀，与身处世俗文化中的众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他其年轻时写作的《关于我的宗教》、《简要探索罪和信心的意义》，解答了人们的疑惑。他曾考虑做神甫，二战后却放弃信仰。当人迎面遭逢不能解释的邪恶和苦难，信仰也被挂在了绞架上。你会做出什么选择？
《境界》独立出品【新视线】
文|临风
播音|吴仁
后期|Link
政治哲学出了罗尔斯之后，你可以跟着他思考、可以针对他思考、可是你不能不理会他而思考。
“如果合理范围内保持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那我们要质疑，人在世界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可见他对公正的盼望之深了。他把“公正”的诉求与人类的命运绑在一起了，这是何等的高度！
这篇论文让我们看出，他后来绝大多数的政治和伦理学的论点，都已经在此有了雏形，而且这雏形是建立在他所了解基督教的道德观和神学观上面。这几乎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11年前的11月24日，写作《正义论》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去世。他是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
掀开“无知的面纱”
很少有现代人不知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观念，以及追求幸福、公正、公平、爱心等普世价值。但是，或许很多人没有料想，单从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的契约论所推演出来的人权思想，有可能只让有才能、有资源的强者出头，强制弱势族群跟着他们的利益走，整个社会被功利主义和精英挂帅，而背离真正的普世价值。在某些社会，精英们甚至有可能让你相信，普世价值并不存在。
罗尔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修正了社会契约论的出发点，驳斥功利主义，根据“正义即公平”的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指导原则。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的自由主义》一书中，他又把这个原则作了少许修正，以处理多元社会中的争端——第一、每个人都享有不能被剥夺的主张（要求），使他可以充分拥有对等的与平等的基本自由权。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自由权、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第二、（在满足第一项的前提下，社会也可以容许不平等存在。但是这种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只能在以下这两个条件下发生：1）限定在大家都有平等工作机会的场所，2）不平等的考量对社会上最劣势的族群作最大限度的开放。这也就是所谓“差别原则”。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使用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思想试验”，叫做“无知的面纱”。他认为，实现最公正和公平治理的唯一途径是，如果所有立法者都平等地站到谈判桌前，也都藏在面纱的后面，他们彼此的身份信息（包括种族、阶级、个人兴趣等）暂不公开，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代表哪个公民族群。然后要求这群人对一系列法律达成共识。罗尔斯认为，只有这样，治理机构才能商定真正公平公正的原则。
从“正义即公平”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他推演出一整套周全的政治哲学理论。“正义”的原则应当是全人类都可以接受的，从“正义”这个原则出发，他在政治哲学上定义了经济和机会上的“道德”观念。如何将这个原则在制度上落实，是很值得探索的角度，尤其当利益既得者的自我约束能力逐渐丧失以后，你只需要看看各国大公司的CEO们所获得越来越不合理的报酬就了解了。在经济上，单从“自由市场”机制的本身，是无法达到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的，更不要说因为野心所采取各种缺乏诚信的做法了。
这样鲜明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当然也受到许多批评。无可讳言地，他刺激人们反省今天的制度与做法。就如诺齐克所说：政治哲学出了罗尔斯之后，你可以跟着他思考、可以针对他思考、可是你不能不理会他而思考。
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罗尔斯的思考中有一种宽大、悲悯的情操，与许多身处世俗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这种情怀来自何处？
令人跌破眼镜的大学论文
美国的知识界似乎认定，“自由主义”这个政治理念是完全建立在理性和世俗的原则上。纵使宗教人士依然坚持自由与平等来自上帝，但是宗教语境从来就不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轴。今天的自由主义可以把一切宗教上的包袱抛进垃圾堆，傲然地挺立在“合理”和非宗教的基础上。
因此在那些哲学和政治学教授当中，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去40年来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最大的罗尔斯，他的理论一定是与宗教的前提无关。罗尔斯对多元化社会中彼此冲突的信仰和道德原则，应当如何相处、互重，提出了一个政治上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个原则不建立在任何固定的宗教和道德系统上。他所提出的彻头彻尾是一个世俗的解决方案，没有任何宗教的背景与价值观。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人们虽然从他一生的言行和气度中感受到他有种宗教的情操，也感觉到这种情操指导着他的生活和写作，但是人们一直不了解这种情操从哪里来。罗尔斯逝世后的两个重大发现让这些人跌破了眼镜。
2009年3月18日，罗尔斯的两位高足，纳格尔和科恩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的网络版题是《罗尔斯：关于我的宗教》。要知道这两位名教授本身也是无神论者，所以这篇文章更具有特殊意义。
罗尔斯2002年去世以后，在他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一篇短文，题目是“关于我的宗教”，写在1997年。不久以后，人们在图书馆里又有重大的发现，找到了他1942年大四写的一篇毕业论文，题目是：“简要探索罪和信心的意义：一个根据社区观念的诠释”。这篇文章的出现在政治哲学界带来很大的震撼，学者们惊异于它的深度。在极大程度上，他大四的思想就已经在学术立场上定了型！
“这篇论文是位21岁的人极其出色的作品。那种智识上的力度，以及道德和精神上的动力都跃然纸上，日后成名的罗尔斯已经在文中浮现。”这是納格尔和科恩所给的评价。
在论文中，罗尔斯说：“政治哲学的目的就在保护合理的信心，特别是相信可以建立公正的，由宪法维护的民主政体。这种信念塑造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如果合理范围内保持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那我们要质疑，人在世界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可见他对公正的盼望之深了。他把“公正”的诉求与人类的命运绑在一起了，这是何等的高度！
根据纳格尔和科恩的分析，这篇论文有很清楚的宗教信念，强烈地传达：罪、信心和上帝临在这三点真实性。论文的第一个基本假设：有一位超自然的存在，基督徒们称之为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表达了出来。罗尔斯这篇成熟的作品强调坚定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而且，这个要求是“不容妥协”，也是“绝对不可分割”的。
其次，这个从宗教信仰出发的信念与他后来的道德与政治学的中心理念《正义论》，有着复杂和启发性的相关性。这篇论文让我们看出，他后来绝大多数的政治和伦理学的论点，都已经在此有了雏形，而且这个雏形是建立在他所了解基督教的道德观和神学观上面。虽然他的神学观不一定有代表性，但确实是他理论的基础，这几乎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奥斯威辛之后的信仰挣扎
七、八岁的时候，罗尔斯遭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先后感染了肺炎和白喉，但是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不幸的是，他的疾病却先后传染给他两个弟弟，结果两个弟弟分别因为肺炎和白喉去世。这件事对他的身心是个极大的打击，并且因此口吃。也或许因为这个悲剧，他著作中对先天和后天不幸的社会弱势族群，总是充满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这个阴影也可能让他对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特别敏感，也特别苦恼。
罗尔斯在普林斯顿最后两年（1941-1942），曾经认真考虑进修作圣公会的神甫。当时正值美国参加二战，许多同学都去从军。最后他决定参加陆军，在太平洋战区服役。在军中，他听到一位路德会的牧师讲道，告诉他们，上帝使用联军的武器杀戮日本人，上帝并且保护联军不受到日本人子弹的伤害。不幸地，他的一位好朋友战死了。
战后，他亲眼看到广岛被炸的惨象，这给他很大的刺激。他又接触到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消息，这个事实让他无法接受。罗尔斯开始怀疑，人的祷告和上帝的旨意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我怎么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他帮助我，或是我的家庭，或是我的国家，或是任何我所珍惜的东西。在此同时，上帝却没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那几百万犹太人？”于是，罗尔斯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他无法在人类历史的残酷现实与上帝的旨意之间取得调和。
这位真诚的寻道者、有良心、有热情的思想家，就此离开宗教信仰，因为他无法理解与接受人类承受的苦难和邪恶，他在宗教里找不到任何意义。
在奥斯威辛以后，讨论上帝还有意义吗？不只是罗尔斯，这也是许多人的困扰。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去世后出版了一本《人对终极意义的寻求》。弗兰克在书中说，会这样发问的人，都是没有经历过奥斯威辛的人，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奥斯威辛找到上帝，找到信心。
基督信仰的中心是耶稣，离开道成肉身、无辜受害的耶稣，人就无法了解上帝的心。波士顿学院的彼得·克利夫特教授在讨论上帝对人类苦难的回应时说：“答案不是某个道理，或某件事情，乃是某个人。”人类的苦难，有时不能用道理完备地解释。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曾回忆他在集中营里亲眼目睹的绞刑场面。旁边有人喃喃地说：“天啦！上帝在哪里？”维瑟尔感觉有个微小的声音在他里面说：“上帝就在绞架上，他还可能在别处吗？”。是的，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与复活，无谓的苦难是没有意义的。
讲求理性思考的学者，在人生苦难面前也有不同的选择。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金杰理，17岁的时候弟弟在送报纸的时候被汽车撞死；生物学家科林斯在《上帝的语言》一书中，痛苦地讲到自己的女儿被施暴，至今没有找到犯罪者，更不要说绳之以法。这些无谓的苦难煎熬着他们的信心。罗尔斯选择放弃他的信心，金杰理和科林斯则选择坚持他们的信心，并且凭着信心活着。他们知道，放弃信心并不能解决邪恶与苦难的问题，只能让苦难更无法忍受，生活更没有盼望。
片尾曲：天韵合唱团《投靠者的赞美》
版权声明：《境界》所有文章内容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来自《境界》，并且不得对原始内容做任何修改，请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投稿及奉献支持，请联系[email protected]。如有进一步合作需求，请给我们留言，谢谢。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