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甘泉》背后，你所不知道的考门夫人

导读：《荒漠甘泉》的全部版税都投入宣教，其中很大一部分汇向中国，用于建立“考门纪念圣经学院”。书中几乎每篇都假定读者正经历极端痛苦，考门夫人说：“若我们未真正受过苦，就无法成为安慰者。”在日军轰炸的阴影下，考门夫人在上海度过70 岁生日。她说“不是我写了甘泉，而是神自己赐下甘泉”。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文 | 路恩

播音 | Annie 后期 | Jack

扫码奉献，同作主工

可以说，《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牧养了整整一代中国基督徒。从大西北监狱的牢房到隔海的台湾蒋介石的官邸，神藉着它在很多艰难时刻带下安慰和亮光，在中文世界影响深远至今。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本百年灵修经典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第一次只印了三千册，更不知道作者考门夫人曾在中国开办圣经学院，忠心事奉直到不得不离开这片土地。

而连考门夫人自己也没想到，《荒漠甘泉》被译为几十种文字，甚至吸引了很多非信徒读者；她主持的宣教工作不但在日本韩国印度开花结果，还拓展到埃及、爱沙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哥伦比亚等囯，在亚非拉欧四大洲为主得人。

“这是呼召你和我”

1870 年，考门夫人本名莱蒂·伯德（Lettie Burd）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一个富足的农场家庭。父母老来得女，对她疼爱有加，想送她去维也纳深造，因为她有出色的音乐天赋。但她却因为一个年轻人而放弃留学。19岁那年，她与15岁相识的电报员查尔斯·考门（Charles Cowman）结婚。

婚后不久，他们搬到芝加哥，查尔斯在电报公司节节升迁，很快成为主管。那时的电报公司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大厂，代表着可观的收入和都市的繁华生活。考门夫妇频繁出入各种时尚娱乐场和社交宴会，直到有一天，考门夫人独自在音乐厅听到一首关于“迷羊”的圣诗。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像一只走失的羊，在世俗宴乐中迷了路，只知道事奉自己和世界。

妻子兴奋地告诉丈夫查尔斯：“我遇见主了！我要为祂而活！”查尔斯大受打击，担心这会毁掉他们辛苦营造的幸福生活。他第二天甚至买了歌剧票，想让一切回到从前。妻子却坚决要去教会。查尔斯在歌剧院里独自坐了五分钟就匆匆离开，他痛苦地发现，如果妻子不愿与他同享乐趣，一切都变得空洞无聊。

在慕迪的教会里，查尔斯被主得着。在一场宣教大会上，考门夫妇当场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金表，甚至结婚戒指都捐了出去；当讲员接着呼召海外宣教士时，查尔斯扭头对妻子说：“这是呼召你和我。”他们一起站起来，献上自己。

他们的生活从此完全改变：尽力奉献，只保留基本需要；工作的同时进入慕迪圣经学院装备。他们结识了日本布道家中田重治（Juji Nakada），深受影响。1900 年夏天，他们在祷告中确信神要他们去日本。电报公司开出丰厚的年薪挽留查尔斯，但他回答：“神给我更好的工作，要我做去往日本的使者。”

（考门夫妇在日本）

然而，阻碍接踵而来。考门夫人体弱，有牧师断言她“在日本撑不过六周”，甚至拒绝为他们按手祷告。经过禁食寻求，他们决定不依赖差会资助，凭信心生活。1901 年 2 月，他们抵达日本横滨，同年在东京神保町开办圣经学校。丈夫负责教务和宣教，妻子负责圣乐和文字事工，会用日语唱诗。学生白天上课、傍晚提着纸灯笼上街邀请人来听道，聚会持续了三千多个夜晚。查尔斯陪慕道友谈话到深夜。仅半年时间，他们就带领两千多人决志信主。

他们常常带学生到乡村布道。考门夫人虽然体弱，却拉着装满福音单张的小拖车穿行在稻田村舍之间。许多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外国女性，纷纷好奇接过小册子。当有人问他们属于哪个教派时，他们回答：“我们没有教派，只按圣经传福音。”团队最终正式命名为“远东宣教会”（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OMS），成为全球宣教的重要力量，丈夫查尔斯成为首任会长。

同工们背着沉重的资料，每天步行 15 至 25 英里，一天拜访八个村庄并不罕见，几乎每个月磨坏一双鞋。到1918年初，他们完成了乡村圣经发放工作。考门夫妇两人的家族都有心脏病史，这项极高强度的服事让查尔斯先倒下了，心绞痛反复发作让他不得不回国休养。

在上海并肩作战

随着日本的圣经学校迎来第一批中国学生，他们的事工逐渐向朝鲜、中国拓展。1906 年考门夫妇第一次途经广州、香港，中国民众的贫困生活、鸦片烟馆里躺卧在烟雾中的人影、街头攒动的人群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心。考门妇人说：“进入这样的地方，必须有神的呼召。”一幅中国地图挂在了查尔斯的书房墙上。他开始按着省份、区域、村落为中国祷告。考门夫人与丈夫一同祷告。

回美国修养期间，他们住在加州当时还是乡村的好莱坞。考门夫人每天给查尔斯准备好早餐后，就从过往经历和剪报中整理材料，用多年来收集的诗歌、佳句鼓励丈夫，也鼓励自己，然后把灵修心得写下来寄给世界各地的宣教士。这些就是《荒漠甘泉》的基本素材，并不是为了出版的目的而写的。在丈夫重病时她开始提笔，把自己多年在苦难与漫长等候中得到的安慰、亮光、祷告，以日记形式整理成册。丈夫承受的痛苦深深影响她的心，几乎每篇都假定读者正经历极端痛苦或某种使人陷入深沉绝望的悲伤，没有一篇出于安逸。神的话语在最艰难的地方扶起人，把人心重新带回神里面，让疲惫的人再次看见盼望。

考门夫人说：“若我们未真正受过苦，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安慰者。”1924年第一版问世时，出版商只印了 3000 本，没想到书一上市，订单源源不断，书店常常卖到断货。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考门夫人说，“不是我写了甘泉，而是神自己赐下了甘泉”，《荒漠甘泉》就像圣经里寡妇家中那“永不空的油罐”，不断倾倒出祝福。

1924 年 7 月，丈夫查尔斯写下生命中最后一封给妻子的信：“我为你感谢神，主兴起你，使你成为通往地极的见证。时候到了，你应当去东方，去坚固我们的弟兄姊妹，尽你所能为中国付出。”不久后，查尔斯安息主怀。他未竟的心愿，成为考门夫人继续前行的方向。

（考门妇人在上海）

从《荒漠甘泉》一出版开始，所有版税收入被全数投入宣教事工，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直接汇向中国。正是这些奉献，支持了中国的宣教事工，成为后来在上海筹建“考门纪念圣经学院”的重要资金来源。

1925 年，远东宣教会在上海设立中国总部，随后购置土地兴建圣经学院，中国教会的领袖袁相枕曾在此接受训练。1928 年，考门夫人成为第三任会长。

1931 年，日本入侵满洲，远东宣教会在北京开设的圣经学校也遇到风险。在一次从南向北贯穿中国的考察中，同工想买一顶遮阳帽给考门夫人，她摇头拒绝：“这点钱可以为一个中国村庄提供足够的福音资料了。”在金钱上她始终仰望神，经常引用戴德生的话：“上帝的人，在上帝同在之处，以上帝之法行上帝之工，必不缺乏上帝的供应。”

1939年12月，上海福音书房出版了《荒漠甘泉》的节译本。1940 年，考门夫人在上海迎来自己的 70 岁生日。学生和宣教士们在聚会上送给她一幅丝绸刺绣——中国书法的“寿”字。她站起说，“我不过是1米63的尘土”，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她鼓励众人：“传扬福音到底，是‘远东宣教会’的目标。我不会提前退休，我愿意与大家并肩作战。”当时，经过日军多轮的轰炸，宣教士的财物大都被毁，考门夫人果断租下两处大宅安置宣教士家庭，圣经学院的事工也得以继续。

日军空袭珍珠港后，西方宣教士在华处境更加恶劣。远东宣教会允许宣教士自由选择去留，大多数宣教士选择留下与他们所服事的中国人呆在一起，其中多人被关进潍县集中营。1940年代不到十年间，中文版《荒漠甘泉》增印到第8版，神使用它让许多面对苦难与死亡的中国同胞得到安慰。考门夫人总说自己不是作家，而是宣教士，“虽然我们不能让悲伤不再是悲伤，但我们可以把眼光转向天上那永恒的喜乐。”

1945年日本战败，宣教士陆续渴望返回中国，圣经学校重新建立起来。1948 年，中国请求印制 110 万本中文新约，当时全球纸张紧缺，考门夫人发出代祷请求。很快，芬兰的基督徒农民捐出树木制成纸浆，十五吨纸张被制成福音单张与圣经，运抵宣教工场。

成为年轻人的绿洲

由于身体原因，1949年10月考门夫人辞去了会长职务，搬回美国的旧居。她继续写作，除了《荒漠甘泉》之外，她还出版了《谷中清泉》《黑门山路》《奔向日出》等书。《荒漠甘泉》及其系列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始终围绕“在苦难中给予个人鼓舞”的主题展开。正因如此，这些书如今仍在持续抚慰着无数遭遇困境的人，尤其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

截至1975年，《荒漠甘泉》至少以24种语言印刷了三百万册。考门夫人于1960年去世时，该书的英文版已重印102次。远东宣教会在亚洲继中国、韩国与日本之后，进入了印度；在欧洲，传教会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囯传道；非洲的埃及、拉丁美洲的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囯。这些超过了考门夫人原先的预想。

晚年，她最享受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下午茶时间接待访客。她的家被称作“绿洲”，很多读者、宣教士、事工领袖走进来寻找陪伴、指导或安慰，这也成为她最后的事工。

在她的“绿洲”中，考门夫人监督并祷告，确保当机构在台湾开展事工时，有50万本圣经送达当地，另一位同工则启动对香港拥挤公寓里的儿童进行服事。远东宣教会的行政事务已经被交给更有能力、年轻的一代人，福音藉着他们的手传到亚非拉欧四大洲。由于视力衰退，陪护者会替考门夫人朗读喜爱的书籍。经过63年的研读，她能背出大段的经文。

1960年复活节当天，90岁的考门夫人安详离世。她的朋友将她安葬在好莱坞永恒公墓，靠近丈夫查尔斯的地方。墓碑上刻着短短一行字——“她信靠神” 。

（本文成文参考了《Overflowing Faith》一书，以及One Mission Society、Christian History Institute、Lifeway Research等网络资源，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