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从小就是小儿麻痹,被送给我姨,后来被退回爸妈家,再被送走,又被退回来,像个没人接收的包裹。我喝过农药;七岁去北京乞讨,后来被城管打伤上了报纸,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一次次被遣送中长大。结婚、生子,每一步好像都走在苦难里,同时也走在恩典里,遇到了超过亲生父母的爱。
《境界》独立出品【口述实录】
口述|James
采访|恩洁 Xila
播音|杨杰
我是河南商丘人,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们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穷。我妈是小儿麻痹,因此从来不下地干活,家里的重活都只靠我爸一个人。这病也遗传给了我的兄弟姐妹。我出生没多久,妈妈就把我送给姨家,用我换了个女儿。后来我姨又生了一个儿子,就把我送回父母家。
虽然从小在姨家长大,但对于回家这件事,我还是有些期待的。因为他们对我一点都不好,我心想回到自己家可能会好些。那天我爸骑着大梁自行车载着我,又把我送了回去。我姨家的表姐,又把我送回父母家。当时我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来来回回地送。抛来抛去,让我不敢确定谁才是我的亲生父母。
十二岁时,我已经乞讨了五年
回家以后,感觉更糟了。我和父母关系很僵,我想可能是我太调皮,所以才没人要吧。父母对我从来没有好声好气,不是训,就是骂。在家里,我什么家务都做,做饭、生火、压水、挑水……邻居看见,有时会说:“为什么都让那一个孩子干,他不是你亲生的吗?”有时和哥哥妹妹发生口角,一定是我的错,就算我没有错,他们也会只冲我发火。
那几年流行乞讨,大哥就带我一起去北京。开始是在人民大学附近,大哥让我拿个碗要钱,讨来的钱全都给他。乞讨的时候,冬天睡公园、桥洞,下雨下雪时,被联防队员赶,被小偷欺负,回到家一身虱子,得烧一锅开水,把全身的衣服放进去煮,烫死虱子。这些苦,我觉得都可以受,最难过的是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得到父母的认可。我要回来的钱,从来没有花在自己身上,爸爸妈妈也不会夸我一句,说这是我赚来的钱。妹妹可以跟妈妈要钱买东西,我从来要不到。
我跑出家门,躲在柴堆里面。所有人都在找我,我也不吱声,就是讨厌回家。有一次,我忘了因为什么事,我妈骂我说,“你怎么不去死?”那时觉得活着真没意思。没在那种环境长大的人,很难想象那种心情。我自杀过,喝农药被发现,送去医院洗胃,没死掉。我恨父母,想报复他们,但最后只能伤害自己。我用刀在手臂刻上“忍”字,告诉自己要忍过去。
坐火车来北京,我哥从来不给我买票,我逃票上车,一上车就钻到火车座下边,拿个空矿泉水瓶,在车座低下解决小便。有时被查出来,半路赶下车。乞讨的时候,看到走来走去的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我心里常常想,我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家、这样的父母该多好。等到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已经乞讨了四五年。
记得有一次,有人把我领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反正有人要我,我就直接跟着走了,也没告诉我哥。那人带我在人民大学的厕所洗手、洗脸,领我坐上332路公交车,然后给我洗澡,换衣服,说要给我买书包,送我去上学。第二天,我就被我哥找到,带了回去。刚做了一天的美梦,就破灭了。
有一次,我在村里骑自行车,一个老太太躲我时撴在地上。我没有碰到她,可她非说我撞了她。没有人听我解释,没有人相信我。我们家花了七千块钱给她看病,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以后我乞讨的时候,把要来的钱一分一毛都默默记着,我不想欠父母的,心里的愤怒却越攒越多。
长大后,自己去北京。有一次被警察抓住,要被遣送。我听人说,“你只要不说地址,就不会被遣送。”那一次,我什么也没说,他们果然在半路上把我扔了下来。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结局,我不愿意回家。
和城管打架上了报纸
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没多久以后,我再次被遣送。那时快要过年了,我还是用老办法,不说自己的地址,没想到直接就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一进去,不管你有病没病,每天都要按时吃药。一张床上绑两个人,吃饭时给松开一只手。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后来我就对里面管事的人说,“我知道家在哪了,我也不跑了,你让我在这里干啥都行。”
绑了两夜之后,他们把我松开了。我在里面给所谓的精神病人倒屎尿。看见他们每天给人喂药,每天往外抬人。后来警察送人进来的时候,我凑上去说,“警察叔叔,我知道家在哪了。”然后把残疾证给他看,这才救了自己一命。
我在反反复复被遣送中慢慢长大,经常遇见有人跟我讲宗教。信佛的让我说阿弥陀佛,什么功的人让我说他的大法好;那时也有人给我传福音。我想,世上要是真有神,我至于成这样吗?但心里还是觉得有一种希望。初一、十五,我会去寺庙门口,周日有时会去教堂门口,要的钱会比较多。
我什么都不信。但有一个基督徒给我印象比较深,她每次只要见到我,都会给我钱,要不就给我买吃的。但她从来也不给我讲道理要我信她的东西。慢慢地,我对她有了一种信任。
有一天,我在安贞里遇到她。她说,“有个地方,能治好你的腿,有吃有住,还能上学,你愿意去吗?”我一直很讨厌自己的病腿,就答应了她。她送我到马泉营,一个叫爱华的英国阿姨办的机构。
爱华阿姨对我很好,带我出去买衣服,买鞋。我就想,她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可能真有一位神。我在机构呆了两三年,刚进去的时候,按年龄我该读初中了,可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很想多学点东西,也看圣经,虽看不太懂,但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力量。别人学一本书,我就学两本;学语文和数学,看、读、写,我觉得这种力量是从神来的。
爱华阿姨没有跟我们讲太多信仰的事,但每周日有人来给我们讲道,我们一群小孩子坐在下面听。看着周围的一切,我感觉到有神。爱华阿姨说,要认识神,可以先抄圣经,我就抄圣经。爱华阿姨知道我想读神学,就给我介绍了个培训班,第一天去,一个姊妹就对我说,“你不适合上神学。” 我心里很受打击。爱华阿姨问我培训班怎么样,我就对她摇摇头。她很伤心,但我没有告诉她我不想去的原因。
从爱华阿姨那里离开以后,我就开始在中关村摆摊。因为从小被人欺负,我养成了谁都不怕的脾气。2007年,我和城管发生冲突打起来,手指被打骨折,引起了媒体关注,先是《新京报》,后来还有其他电视台采访。城管不想把事搞大,想跟我私了。我那时候想学电脑,城管的大队长说,可以送我去学电脑,再给我弄个菜摊子。我感觉这样已经足够了,但是我哥不干,他要钱。最后赔了一万八千块钱,我一分钱没拿到,全被我哥拿走了,我跟他要,他也没给;想学电脑也没学成。
打完架以后,我很张狂,有时被城管追上,我就放狠话,要跟他们玩儿命。因此,城管对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08年要开奥运会,管得越来越严,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遇见教授,救了女儿
那时得知三个带领教会的弟兄一起办了一个圣经培训班,免费的,主要是为了服侍进京打工的外来民工。上培训班期间,每周都去教会服侍农民工,培训的老师鼓励我站出来跟大家分享。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说出来,我和他们都觉得更受鼓励,心里也越来越愿意服侍别人。虽然培训班办了不到一年,但我重新感到与神的亲近。
那段时间,我边学习边服侍,还得一边摆摊养活自己。学完以后,老师想让我留在教会帮助他,但我在摆摊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莲儿,就没留下。再后来,渐渐连教会也很少去了。人很软弱,光想着追媳妇。莲儿小时候还没满月,她爸妈就离婚了。她跟着姥姥和妈妈长大,从小什么活儿都干,还天天挨揍;17岁时被压面机把手轧了,骨头露在外边,就来北京治手,一边看病一边也摆起了地摊。
我爸妈从小就说我,“耗子都娶不上,别说媳妇了。”遇到莲儿以后,我心想,一定要追到她。我帮助她、带她一起摆摊,城管收她东西的时候我就帮她去要,后来慢慢开始约她出去。我们刚开始正式谈不到三天,她在北京打工的叔叔就察觉到了。她爸一知道,立刻来北京把她带回老家。我觉得没戏了,她连电话号码都换了。我很消沉,这才想到问上帝。
过了很长时间,她突然联系我。有一天,她搭了一辆黑车,真的跑过来了。为了不让她爸妈找到,我带着她回了老家,不久她就怀孕了。那年我20出头,她刚十八九,还没有结婚。
莲儿生完孩子后,爸爸非得让我在家里办仪式,他说我什么都不用管,但最后还是我东拼西凑把酒席办了。仪式上,有个父母给我们红包的环节。结果爸妈找我要钱,给我包红包。我当时真地很想发火。我心想,老大、老二结婚的时候都有钱,到了我就没有了?我从小要饭要来的钱,就没有一分留给我?我赶紧借了八百块钱,他们原数不动包给我。我不知道莲儿心里什么感觉,我心里非常难受。
婚礼那天,我的女儿已经满月了。婚礼完,女儿高烧、抽搐。镇上医院不敢收,到了县里打了个退烧针,到家又没有体温了。我们赶紧到市医院,送进重症监护室。这时,我又回到上帝面前,想到自己未婚同居,被想找媳妇的念头冲昏了头,把上帝抛到一边。我向上帝认罪,求上帝不要让孩子就这么死了。
我找医院周围的教会。一个祷告很有能力的阿姨对我说,“你要认罪悔改。”我就一直认罪悔改。可以没几天,孩子就不行了,脸上浮肿,舌头发直,家人已经开始为孩子准备后事。我抱着孩子,无法相信孩子要死了,我说,“上帝啊,我虽然犯罪了,但这也是你给的产业啊。”我还想继续祷告,就抱着孩子去了教会。阿姨说:“今天晚上,这孩子要能醒过来就活了,不然就没了。你回去认罪祷告,把奶往孩子嘴里挤一点。”
回去后,我反复为孩子祷告。半夜,她会动了。第二天我跟别人说孩子醒过来了,没人相信。不过,孩子还是抽搐。没办法,我又回到北京,到处找医院。因为没有钱,莲儿抱着孩子在地铁口向人乞讨。在五道口地铁口,我们第一次遇见了田老师。
田老师是大学教授。莲儿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真实的姓名、电话,那一天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她竟实话实说。第二天,田老师来探望我们,为我们祷告,帮我们找医院,带我们来教会。女儿的病是癫痫,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不过直到现在都需要吃药。
最大的问题是对父母的苦毒
回北京后,我们主动联系莲儿的妈妈。一开始,他们家还是死活不同意,后来,我用自己在中关村附近的路边贴膜、卖二手手机挣的钱,给她妈在当地县城买了个期房,她才不那么反对了。我们在北京就靠这个维持一家人生活。世人都看重物质,但我想这都不重要。回想自从遇见莲儿,到孩子从死里捡回一条命,再到遇见田老师,回到教会,教会给我们很多帮助,每一步好像都走在苦难里,但同时也走在恩典里。
莲儿怀老二是个意外。我们预备打掉胎儿那天,人已经到了医院,快要轮到莲儿的时候,田老师的爱人打来电话。当时我在医院里莫名其妙地哗哗流眼泪,感觉神知道我的一切。去到田老师家以后,我们吃饭、唱诗、祷告,我们俩再也没有说要打孩子的事情。老二出生以后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让我们费过心。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孩子。老大逼着我仰望上帝,老二让我看见上帝恩典的真实。
怀老三的时候,莲儿一直担心是个女孩,因为据说我腿上的病传女不传男。三宝是男孩,我很感恩,但软弱和压力很快就来了——“拿什么养孩子?”“要不把三宝送给别人养吧?”莲儿说,那还不如不生,生了就要负责。我想到自己的经历,“我不能抛弃孩子,因为上帝也不抛弃我。”
因为三宝一岁多了,好像还是腿脚发软。我又开始焦虑,每天担心三宝会遗传我的病。但一来到上帝面前,特别是看到三宝每天那么开心,我就觉得三个孩子都是神的恩典。
回归教会后,家庭有了很大改变。首先是我自己,以前无论遇到城管还是警察,我不知道什么叫怕,只知道耍横、拼命,但现在上帝教导我要顺服,顺服那些有权柄的人。他们来赶我,我就走;抓我,就跟他去;再大不了,就是拘留。
前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夫妻的关系有些问题。我每天出去贴膜,早晨一醒就出门,很晚才回来,看到孩子作业写得不好,我就会唠叨。莲儿很生气,就说:“你天天除了在家睡个觉,还干啥了?”我很愧疚,祷告后,我在外面给她发了个信息,“我自己确实做得不对,咱们家现在出现矛盾,孩子也受影响,我们俩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远。”她说,“我知道你压力大,我压力也大,因为三宝不会走路。我们都尽量改。”这些话,我们俩当面都说不出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
莲儿的改变比我大。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住在租来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民房里,隔壁邻居有一对夫妻也是外地来打工的。有段时间,不知怎么的,女的总是骂我们。莲儿很委屈。有一天突然下雨,邻居家的被子正好晒在外边,莲儿就帮她收了被子。老二跟妈妈说,“那个女人天天骂你,你管她干嘛?”邻居回家以后,莲儿让老二把被子给她,从那以后就是一个大反转,完全变了,她不但不骂,还常给孩子东西吃。我觉得莲儿做得非常好,如果换成是我,可能会跟对方大吵,甚至打上一架,但莲儿做到了忍耐。
如今,我的大闺女已经 11岁了,二儿子8岁,小儿子2岁。田老师一家和教会弟兄姊妹一直关心和帮助我们。莲儿说:“有很多外地人都怨恨大城市,觉得被城市人嫌弃。我却是在大城市遇到了爱,这个爱超过了父母的爱。”
今年9月,教会恢复了线下聚会。我们一家来到教会,我和大儿子在大堂听道,莲儿带着闺女和小儿子在主日学教室。大堂聚会结束后,田老师来到主日学教室,弯下腰把手伸向二岁的小儿子,说:“宝贝,你好!”三宝看了看,也学着把自己的小手伸向田老师。大手和小手握在了一起,莲儿在旁边乐开了花。十几年过去了,莲儿从一个乞讨的妈妈成了教会主日学的家长,只因为田老师当年一句:“我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吗?”
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心里对父母的苦毒。妈妈很早就信主,但我从他们身上从来没有感受到爱。只有需要钱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我这个儿子。每当这时候,从小到大的记忆总是在我眼前放电影一样又过一遍:“有病的时候,知道让我平摊治病的钱,当年怎么没有想到过我?家里的房子,为什么唯独不分给我?为什么从小连两块钱都不给我?为什么一出生就把我送人?为什么我生了三个孩子,你们连一声嘘寒问暖都没有?”想到这些,痛苦憋在心里,不知道找谁发泄。
父亲最近心脏做了支架,又得了帕金森症。前几天我们一家人回老家,想着陪陪老人。虽然只有五六天,但我觉得自己依靠上帝去饶恕父母的时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只要上帝没有让我缺乏就够了。当我大老远专门来看他们,拿出真心去爱他们,父母也感受到了这份关心。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完全释然,但靠着上帝,我在努力改变。
当年我在爱华阿姨那里的时候,就曾经希望自己能服侍上帝,这种感动到现在还有。最近我在路边一边贴膜,一边听一个网络圣经培训课程。虽然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使用我,但我一直在悄悄预备自己。
(片尾曲:杨杰《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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