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随时面对死亡 ——疫情中的撒玛利亚救援会

在武汉疫情和汶川地震中都曾出现的撒玛利亚救援会，究竟是什么机构？为什么在饥荒的苏丹、战乱的中东、种族灭绝的巴尔干、“人间地狱”的卢旺达、埃博拉病毒爆发的西非，都曾出现它的身影？“我们不仅要面对战争，还有各种疾病。我为神赐我们这个团队自豪。”

《境界》独立出品【国际】

文 | 《境界》采编组

播音 | 张心

“我不能袖手旁观，定要拔刀相助。我相信这就是‘撒玛利亚救援会’(Samaritan’s Purse)的不同之处，我不相信每天躲在办公桌后八个小时就能成事，我相信我应该带领救援会的同工们到前线去。”葛福临在介绍由他担任会长的撒玛利亚救援会时如此说。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Morgan Ortagus）2月15日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与包括撒玛利亚救援会在内的多家美国私人团体通力合作，向中国运送了101个托盘共计17.8吨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物资。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其中78个托盘的物资来自他们的无偿捐助。

其实，这并不是这间机构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突发事件的现场。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撒玛利亚救援会就曾包租了一架波音747货机，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救灾物资运抵成都，并提供灾后心理干预治疗服务。

《境界》上周专文报道过的曾感染埃博拉病毒、去年重回非洲服侍的美国医生肯特也隶属该会。在这个民间公益组织背后，有着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们要到水深火热的地方去

1970年，卜皮尔博士(Bob Pierce)创建撒玛利亚救援会。之前，他一手创立了世界宣明会。按照圣经“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卜皮尔希望该会能“当机立断、适时介入、解人燃眉之急”，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不计代价、不求回报地怜悯、帮助身处危难中的伤者。

1975年，卜皮尔邀请当时年仅23岁的葛福临与他一起前往亚洲探访深陷贫穷的地区。在同行的六周中，葛福临深深被战乱、地震、饥荒所带来的满目疮痍触动，从此投入该会的救援工作，并在1979年卜皮尔博士因血癌病逝后继任会长。

葛福临是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牧师的儿子，他将医疗服务视为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葛福临的外公钟爱华医生，受美南长老会派遣，把一生最好的二十五年投身在江苏省淮阴清江浦的仁慈医院，担任外科主任和行政院长，四十岁的时候荣获美国外科学院颁赠院士头衔。葛福临的母亲就出生在淮阴。

迄今为止，撒玛利亚救援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医疗、救灾等事工，以基督徒的身份将衣服、食物、药品送给灾难中的人们，并得到与人分享信仰的机会。葛福临和他所率领的这群人，出现在饱受内战与饥荒威胁的索马里和苏丹、炮火纷飞中的黎巴嫩、发生种族灭绝惨剧的巴尔干、1994年被称作“人间地狱”的卢旺达、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遭受地震与海啸重创的日本，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中国，以及2013年爆发埃博拉病毒的西非。

每当需要将同工派到危险地区时，葛福临总是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我自问，同工可能一去不返，你能承受这样的损失吗？我想到同工们一直以来都愿意委身于神所托付的工作，所有人都感受到神催逼我们要到水深火热的地方去服事。而每个人都明白，在撒玛利亚救援会前线工作是危险的，我们不仅要面对战争，还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各地贫民窟都是社会上最肮脏污秽的地方，满载人间悲剧，黑暗势力也在那里张牙舞爪、横行无忌，我们所有同工包括义工们，都明白这项原则——我们离死亡只有一步，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离开。我为神赐我们这个团队而自豪。”

“你们基督徒是唯一肯来帮助我们的人”

1992年，前南斯拉夫解体，境内的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爆发战争。葛福临开始时跟许多局外人一样在观看，直到他实地访问巴尔干半岛后才完全明白战争的血腥程度。撒玛利亚救援会开始为难民提供毛毯睡袋帮助他们面对严冬，并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与栖所。

在战争地区分派食物必须有严谨的组织，将前来预取食物包的时间计算准确，以免群众受到敌方攻袭。许多时候，救援会的车队把食物运送到目的地，设立了分发站，当地官员都因害怕炮火而不敢分发。因为敌方往往会瞄准城中心和分发站的地点，发炮攻击，务求屠杀最多的平民。因此，工作人员要有效组织、分派迅速，接受援助的人也要准备好，不能闲站聊天，而是拿到包之后马上扛在肩上或用手推车推走，快快逃命。

有一次，葛福临带领同工在黑山的莫斯塔分粮，那地方也像萨拉热窝一样，因为种族问题而分裂。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当地牧养一家小教会，他有心帮助一些从邻近地区逃难来的穆斯林难民，但自家的厨柜一无所有，于是就向救援会求助。这位牧师一直受到波斯尼亚及克罗地亚官员的压力，要他终止发放粮食给穆斯林。救援会带着这位牧师一起拜访了当地负责社会福利的官员，对方同意他们开展救援工作。

葛福临回忆道——一位官员问我：“葛先生，我放一段录像带给你看，好吗？”我试着礼貌地回答，“也许下一次再看，好吗？”“你没时间看不要紧，可以让我解释一下里面的内容吗？”“部长，请介绍吧。”“葛先生，我们抓到几名敌军，从他们身上搜出这盒录像带。他们拍下蹂躏一个九岁女孩的情形。葛先生，为什么人会做出这些禽兽的事？他们把她爸爸带进来，要他强奸自己的女儿，他不肯。他们把枪塞进他的口里，当着他女儿轰掉他，脑浆飞溅。然后他们叫她哥哥来，叫他强暴妹妹。他看见爸爸横尸眼前，为了保命只好听从。然后，他们照样把他轰掉，跟着纵声大笑。我最不解的是，那些士兵杀了她的父兄，为什么还要锯掉她双腿，让她流血至死？”

我怒不可遏，心中自忖：要是我当时有枪在，我一定把他们就地正法。当我准备开腔时，我提醒自己记得，耶稣基督已为那些犯了滔天罪行的士兵钉上十架。他怎样饶恕了我，也照样愿意赦免这些变态的士兵——如果他们愿意悔改认罪，凭信心接受基督进入心内。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看着部长，说：“部长大人，圣经说人心坏到极处，须要换上新心，唯一方法就是回归上帝，而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心神未定，转向救援会的项目主任肯尼：“我们来到这里，听到这些恶行，绝不能坐视不理。许多惨遭蹂躏的女孩再也没有容身之地，部长所提及的那个女孩，我们虽然救不了，但我们可以帮助那些仍然活着、惶恐孤单的一群。我们要为她们建收容所。我们要去寻找这些女孩，租下房子来照顾她们。”

不出几个礼拜，救援会就租下房子，粉刷一新。在未来的一年半里，同工们照顾60个怀孕的女孩子，当中有因奸成孕的，也有丈夫战死沙场的。这些年轻妈妈有的在集中营度过极为恐怖的日子。

每晚，士兵会拿着手电筒走进来，电筒照在哪个女孩身上，谁就遭殃；要是照在男人身上，就枪毙他。她被电筒照中好多次，但她活了下来，终于逃出入住收容所。还有的女孩被奸污后不被父母接纳(这是穆斯林文化的做法)，她起初到收容所时，一位穆斯林女孩鼓励她让救援会的同工为她祷告，说：“他们为你祷告，你的重担会变得轻省，正如他们为我祷告一样。那时我的心也十分沉重。”

救援会在奥拉斯哲帮助那些在水深火热中的穆斯林，他们天天受炮轰。这所城市位于波斯尼亚北面沙互河边。纵然在当地工作又危险又艰难，但有穆斯林救援组织在那里设立热汤站，救援会则供应食物给他们，这样，孤儿寡妇就可以有热菜吃。有时候，他们也会把粮食分给全城的人。当地的救援工作负责人是一位人很好的穆斯林，有一次他对葛福临说：“你们基督徒是唯一肯来帮助我们的人。”

葛福临每次到奥拉斯哲，总会到清真寺拜会那儿的伊玛目(即穆斯林教士)，跟他握手问安。建立友谊是很重要的，对方也很开心他每次都去见他。有一次，葛福临带美国广播公司摄制队去，当时清真寺受到炮火摧残，美丽的圆拱顶不见了，不消说，那位依玛目伤心不已。

葛福临再次到访时，听闻他被炸弹碎片割伤大腿，送往土耳其一间医院治疗。再过几个月回到清真寺时，看见依玛目已经回来。他们亲切地互相招呼，他说当他在土耳其住院期间，医院的人不停问他：“有哪些穆斯林国家帮助过你们呢？”“一个也没有”，他答，“只有基督徒来帮助我们”。

“你在这里不能说这话！”他们警告他。“千万不能！”因为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但这是事实！”他大声抗议说，“来帮我们的是美国基督徒。”“我们不管，总而言之，在这里不许这样说！”

地狱里的生机

4月6日，全世界的电视新闻都在报导一桩意外：属胡图族的卢旺达总统在首都基加利附近坠机身亡，失事原因未明。当地人大多数是胡图族人，他们认为坠机事件是由当地属少数的图西族人策划，并立刻采取报复行动。暴徒挥舞大刀，在街上肆意屠杀图西族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

联合国维和部队匆忙撤退，丢下外国侨民自寻生路。有人呼吁西方国家立即阻止胡图族人的屠杀行为，以免图西族被灭绝，可是各国政府充耳不闻。在北面与乌干达接壤的地区，图西族人在森林里秘密训练游击队。这支人数不多的乌合之众，成为图西族人求生的唯一盼望。

1994年4月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标题是：“地狱的鬼魔跑光了，全都去了卢旺达”。当葛福临在5月第一次到卢旺达，亲眼目睹了现场的惨况时，马上明白宣教士的这句话何以会登上《时代》封面。卢旺达的确已成了人间地狱。

卢旺达内战前不久，撒玛利亚救援会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办事处。他们预判非洲的战祸饥荒有上升趋势，所以设立一处滩头阵地，预备好物资和药物，25位医生、护士和后勤人员随时候命。

到了5月，逃亡至坦桑尼亚的图西族人超过100万人，河流布满浮尸的景象在电视上播放出来，举世骇然。救援会马上召集所有同工，准备在坦桑尼亚为难民设立诊所。当地3万人只有一名护士，但联合国代表却不给救援会签发工作批文。

救援会决定转由乌干达，过边境进入卢旺达。几天之内，救援会派出十五名医生护士，配备三个月的医疗物品，借着非洲内地会、宣教飞行团、森林航空和电台服务的帮助，载了满满三架飞机的物资，从内罗毕飞到乌干达的莫巴勒。经过卢旺达郊野，看不见有任何活着的人和物。没有鸡，没有羊，更没有人，田野的农作物都可以收割，但没人理会，好像一切日常生活戛然而止。那感觉很诡异，彷佛房子主人会突然回来，空气中却传来一阵阵尸臭。

据联合国估计，三个月种族屠杀死了150万人，速度之快连二次大战的希特勒也望尘莫及。对当时的情形，带队赶赴救援前线的葛福临记忆犹新——

在一处叫鲁泰尔的地方，在首都以北十五英里。首都仍由胡图族政府军所控制，那里的图西族人难逃厄运，逃出来的全部挤到鲁泰尔附近山区。一个几百码宽、两三英里长的山头上，聚集了近六万多人，短短十日之内增至十万。大部分人都没有栖身之所。路上可以听见远处的炮火声，看见首都基加利上空的烟雾良久不散。我蓦然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坦桑尼亚，因为这边千千万万挣扎求存的人更需要我们！

反政府军在鲁泰尔设有医疗所，但没有医生和药物，只有一名护士。救援会在他们的军营内设立了医务所，即日开诊。他们看尽一切病症：营养不良的儿童(不少人身上有刀伤枪伤)、痔疮、霍乱、痢疾以及其他热带病症。

当图西人逃离首都一带时，看见路上许多幼童坐在腐尸旁边，由于逃命要紧，大家都无法查问儿童还有没有亲人，只有抱起他们一起逃亡，再带到山上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些小孩子联群结队，成为没有人照顾的“野孩子”。

反政府军问救援会的项目主任肯尼，能否提供食物给这些孩子。“我又能做什么呢？”肯尼语带绝望地说。“当然是给他们食物。”我想也不想便说，我的答案吓了肯尼一跳。“哪来的钱？”他反问我。“从医务所的经费拨一部分出来。”“但我们的钱只够医务所运作三、四个月。”“没问题，也许我们只须做一两个月。先喂饱孩子再说！”葛福临坚持，“神如果要我们继续办医务所，他会有预备。”

一般来说，救援会不做儿童工作，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专长。但这一次，那里只有他们一个救援机构，而葛福临也念念不忘一两个礼拜前在反政府军总部遇见的小女孩。那一幕相当特别。她坐在被晒得烫热的小货车车斗上，抓着一条有血迹的小毯子，按在胸前，目光呆滞哼着小曲，身子轻轻摆动。我有一个同龄的女儿，禁不住触景生情，向身边的士兵询问她的身世。

“她是谁？”葛福临问。“不知道！”“从哪来？”“不知道。”那士兵有点不耐烦。“她在唱什么？”“好像是法文歌。”士兵抽了一口烟，把脸转向别处。“你懂法文吗？”我问那个士兵。他点了点头。“她在唱什么吗？”士兵用双手护着自动步枪，弯下身子细听。

在酷热的非洲阳光下，小女孩摇动着身子继续唱，一点也没留意到身边有人。士兵努力分辨歌词，“耶……稣……愛……她……”他顿了一下说，“不是她，是我，大概是这些。”“是不是在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葛福临问。士兵稀奇地抬头看看，然后说：“对，就是这句。”

葛福临强忍眼泪，喉咙好像哽住了。小女孩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了，父母、家园。她剩下的只是一条小毛毯，以及父母带给她的信仰。完全想象不到，最终救援会竟然可以在基加利开办一家收容350个孩子的孤儿院。

战争结束后，新政府还邀请他们接管基加利的首都医院，帮助医院重新开始。这项工程相当浩大。医院曾经被用作刑场，前政府在里头挖了一个乱葬岗，它的位置就在化粪池四周，大概葬了8000具尸体。要洗净墙上的血迹，清理散落四处的遗骸，需要几个礼拜。他们慢慢逐一重开病房，不久之后，医院又恢复了救死扶伤的功能，不再是置人于死地的刑场。

葛福临说，多年前，卜皮尔教了他一个永不会忘的功课：“老弟，你帮不了所有人，但你总可以帮助好几个人，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要为了那几个人来交账。”“只要我做得到，我期望自己可以奉耶稣的名再帮助‘那几个’有需要的人。”

（本文历史资料和故事细节引自：葛福临自传《反叛有因》，福音证主协会2007年10月出版；卜皮尔的传记《Man of Vision》，一并致谢）

片尾曲：颂赞创作诗歌《差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