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烟火，或诗与远方？——《七月与安生》
片中逃亡者遇到漫山遍野的十字架、中资医院女医生瑞秋划十字祷告的细节，显明基督信仰正在非洲呼吸，尽管容易被错过。片中《奇异恩典》一歌，是一个在非洲的恶徒被改变的故事。今天祂的工作仍在继续。
文| 文道
电影《战狼2》自7月27日在国内上映以来，受到国人追捧，目前票房已经突破40亿元，顺利登顶中国电影票房冠军。本片取材于轰动全球的“利比亚大撤侨”事件，电影里那些常年饱受战火煎熬的非洲百姓，每天被死亡的阴云笼罩着，让许多人心生哀叹和同情。
本文无意探究此影片的主旨和对非洲好莱坞式的猎奇想象，仅就影片中出现在非洲大地上一闪而过的十字架，以及基督信仰元素背后的故事略做探讨，这些通常被观众和世俗媒体所忽略，但于我确有一番特别的意味，令人联想。
《奇异恩典》的作者从恶行的奴隶到耶稣的奴仆
电影令人感动的一幕是，影片响起了约翰·牛顿作词的《奇异恩典》这首赞美诗。这首诗歌同样与非洲这片大陆深深相关，当时崛起的英国走进非洲，不但没有输出文明，反而成为罪恶的奴隶贸易的最大经营获利者。这首《奇异恩典》背后讲述的是一个被神恩典改变的生命故事，可以说是作者牛顿·约翰一生的写照。他十几岁时便随父亲航海，在海上过着放荡的生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牛顿形容，当时他“喜欢，也习惯作恶”，“不敬畏上帝，也不尊重人”，是“恶行的奴隶，享受着罪中之乐”。
后来征兵，他被强行加入英国皇家海军，但他潜逃到了非洲，过后在非洲西部被捕，最终沦为一位奴隶贩卖者的奴隶。这个奴隶贩卖者是白人（葡萄牙人），但妻子是黑人。她经常羞辱牛顿，使牛顿饥饿贫困地度过两年。最终，被折磨成毫无人性的牛顿，便开始从事奴隶贩卖的勾当，并曾在运送奴隶的船上工作，把黑人从非洲运渡到欧美国家，他最后还成了一艘奴隶船的船长。在人看来，这位充满败坏的奴隶贩子，一定没有好的下场，然而神奇妙的恩典改变了这个污秽不堪、满是不洁的浪子。
在1747年，牛顿在他乘船到英格兰途中，在大西洋遇上狂风巨浪，凶涌澎湃的巨浪几乎使船沉入海中。然而，在危难绝望之际，他醒悟过来，开始求神怜悯拯救，结果摇摇欲沉的船在海中漂流多日后，经历九死一生的牛顿终于平安抵达爱尔兰。牛顿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因更深地认识基督信仰对奴隶制的否定，他完全弃绝奴隶的贩卖活动。黑人们发自灵魂的沉痛呼声：“难道我不是一个人，不是你的弟兄吗？”扎痛了他的良心；他终于醒悟，黑人同样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被造的。
1787年，在牛顿脱离奴隶贩者的身份34年后，他打破沉默，出版了《论非洲奴隶贸易》，勇敢向社会坦承自己曾是运送黑奴的船长，他悔恨地自白：“这是一个错过时机太久的忏悔，这永远会是我羞辱的提醒，我曾是个活跃的奴贩，这让我今天想起来都会颤抖。”
1779年，牛顿去到伦敦，成为牧师。他的传道满有力量，吸引了年轻的威尔伯福斯。牛顿在反奴隶制方面也深深影响了威尔伯福斯。结果威尔伯福斯成为英国下院议员，在国会大力推动反奴隶贩卖的活动，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和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建立反奴隶制协会（1823年）。所以在废除奴隶制方面，牛顿功不可没，神的作为实在奇妙，他能使一个积极从事奴隶贩卖的罪犯，成为废除奴隶贸易的功臣之一。
许多年后，牛顿年事已高，记忆日渐衰退，但他写道：“我总记得两件事，我是个大罪人，基督是伟大的救主。”约翰·牛顿的墓志铭上写着“约翰·牛顿，牧师，曾经是不信者和放荡者，是非洲的奴贩，可是靠着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怜悯，得蒙保守、挽回、赦免，并受指派宣传他多年以来努力摧毁的真道。”这位曾一度是“奴隶贸易的奴仆”, 因着神的恩典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些跟随基督的人，成了服侍众人的奴仆。
心怀仇恨的人，需要饶恕的“灵魂手术”
值得一提的是，人设为基督徒的瑞秋（Rachel）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义无反顾地冲在治病救人的第一线，并在危难关头，面对枪口勇敢站出来保护陈博士，她对人的爱不输给任何一位拿枪杆子的男性，“在这里我不是女人，我是医生。” 影片临近结尾，她说：“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在援非的这些人身上，其中不乏许多肩负使命的宣教士。
其实在真实的非洲援建中，曾发生过一个让人备受鼓舞的见证。汤尼·威莫特（Tony Wilmot）中校曾担任非洲战区资深解密官，他的功绩在官方的战报中都有记载。后来，他担任英属索马里政府的秘书，后又任交通部常任秘书，他任内经手的建设方案，包括建造沃特水坝和特马海港。
尽管工作繁重，但每当汤尼因公出差到非洲各地时，他都会寻找那些有领袖恩赐的基督徒学生，以自己当学生时参加校园团契服事的经验，帮助他们建立查经小组，让他们看见牢牢扎根于信仰的需要，渐渐地，“泛非洲基督徒学生团契”就被建立了起来。从这个团契为首，非洲各国的学生福音团契开始成长。
汤尼所在的“尼日利亚学生福音团契”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校园学生福音团契，拥有大约四万名学生。汤尼和妻子伊芙，每个礼拜在他们家里都有查经班，经常参加的人有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政府军的总统、加纳的海军准将等。汤尼致力于坚固非洲的教会，他看到的是非洲百姓灵魂的需要，后来，他在东非最大的城市内罗毕建立“内罗毕福音神学研究院”，专门培养非洲的牧师和神学教育者。
笔者在读神学期间，去一间教会聚会，教会牧师专门为那些来中国的基督徒留学生预备一个场所，供他们聚会。两三百人的聚会，大部分都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他们不仅要装备专业技能，以便学成归去服务国家，而且愿意委身耶稣基督，将来回到自己的国家传扬基督和好的福音。我仿佛看到有一天他们将要在非洲大地上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
这也使我想到，这是个多难的世界，每时每刻都有死亡在上演，持续的战争只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非洲大地上那些处在战乱纷争的国家，更需要神爱的医治。仇恨需要被基督饶恕的爱化解，而这种医治的过程被伦理学家史密德称为“灵魂手术”：
“当你饶恕一个人，你就把过错从那个人身上切除下来。你使那个人脱离伤人的举动，重造了他的生命。上一刻你还当他作不共戴天的冒犯你的人，下一刻你却改变了他的身份，他在你的回忆中重新改造。你不再把他当作是伤害你的人，而是一个需要你的人。如今你觉得他不是疏远你的人，而是属于你的人。你曾经认定他是罪大恶极的人，如今觉得他只不过是有需要的软弱人。重塑那个曾经使你痛苦的人，也就是重塑了自己的过去。”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灵魂手术”，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不一样呢？
战乱的非洲，祷告是最大的武器
电影里中资医院里的十字架，逃亡时遇到的漫山遍野的十字架，女医生瑞秋（Rachel）划十字祷告等细节，显明基督信仰正在非洲这片土地上呼吸着，尽管不留心就容易错过。然而许多时候罪恶和苦难却放大了神的声音，提醒我们注视祂当下的工作。
近日，发生在尼日利亚的一起袭击教堂事件，再一次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非洲这块土地上。据报道，8月6日，尼日利亚圣菲利普天主教教堂遭到血腥屠杀，一名枪手在清晨弥撒期间进入教堂，开枪打死至少11人，造成18人受伤。而近年来，随着极端恐怖主义的日益猖獗，非洲很多国家都受到威胁。
比如，激进伊斯兰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近年在尼日利亚国内肆虐，并危及邻国。其残暴手段包括自杀炸弹、绑架、屠杀村庄，不亚于中东“伊斯兰国”。博科圣地一心推行伊斯兰教义、建立哈里发王朝的信念，首当其冲的便是国内将近一半的基督徒人口。
过去几年中，博科圣地已造成上万人死亡，2015年1月3日至5日，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巴加镇进行大屠杀，3天造成2千平民丧生。博科圣地攻陷村庄，导致成千上万百姓流离失所，民众逃往邻近的喀麦隆、乍得等国。尼日利亚因叛乱导致逾2万5千人丧生，并自2013年5月至今，非洲乍得湖盆地区域也有超过250万人流离失所。
对博科圣地的暴虐行径，尼日利亚圣公会大主教乔斯（Jos）呼吁基督徒发动祷告，他认为，祷告是最有力的武器。“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只要带着深度信心祷告，必然可以使大山挪移，并使风浪止息，当我们尼日利亚面临挑战时，祷告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宙斯呼吁所有尼日利亚人，“不只是将我们手上的工作做好，也要为受苦的邻舍、仇敌，乃至失去生命与财产，那些敌对的政治、宗教或民族的阵营人士们祝福；包括为那些仅有宗教外在形式，而不具真实敬虔内心的人们来祝福。”
在这样一个充满仇恨，到处是苦难的地方，选择与人和好更是不易的功课。住在非洲乌干达的玛格丽特是一名年轻的妻子，也是一位母亲。透过饶恕而带来的美好力量在她身上清晰可见。
有一天，她正在花园里和邻居一起工作，那时她已经怀有身孕，乌干达圣主抵抗军（LRA）（以狂热和残忍著称的恐怖组织，自1987年起绑架强迫超过3万名儿童为其战斗）突然冲进花园，攻击妇女，除了玛格丽特外，其他妇女都被杀害。圣主抵抗军不杀玛格丽特的原因，乃是杀害怀孕的妇女会带来厄运，所以他们就摧残她的肉体，把她的耳朵、鼻子、嘴唇都砍下来。但是她活了下来。
玛格丽特被残忍地毁容，几个月后生下儿子雅各，她的先生却抛弃了她。她和孩子雅各二人到一处基督教康复中心寻求治疗。几个月后，一批脱离圣主抵抗军之手的民兵躲进中心，接受心理复健，其中一名民兵，就是当初下令要毁容玛格丽特地年轻人。这名年轻人经过几周的辅导，准备向玛格丽特道歉，玛格丽特因着耶稣所赐的饶恕，愿意与他和好，那一天，两人的照片被拍了下来，照片上，玛格丽特旁边站着将她毁容的年轻人，年轻人手上抱着小雅各，玛格丽特脸上带着微笑，那是一个没有嘴唇的微笑。
“求你使我能至死都顺服你”
面对一个不安的非洲，人们该如何走出困境？乔斯道出了非洲走向和平的途径，那就是寻求和好，而非继续相恨相杀。仇恨只能衍生更多的仇恨。1994年的非洲卢旺达大屠杀，造成了接近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这场血腥屠杀留下三万五千名孤儿，几万名寡妇。许多妇女在种族屠杀中遭到强暴，艾滋病因此蔓延开来，造成11%的人口感染。大屠杀开始的头48小时，极端分子杀死了所有温和派的政治人物，接着是主要的基督徒学生领袖。
战火很快蔓延到首都基加利，当时的基督教卢旺达校园学生团契的领导人安东尼，就是身陷在基加利暴乱地区。安东尼从家里铁窗看到外面的情形，就知道不用多久，他和太太及两岁的女儿就会必死无疑。他可以清除看到他们手中的手榴弹以及血迹斑斑的大刀。大约八到十个人，到处杀害图西族人。
安东尼回忆道：“突然有一个意念出现：‘为什么不干脆抓棍子，出去跟他们打呢？难道你就不能像个男子汉大丈夫？’这是冲动，也是人性自然的反应。我承认自己过去常常不能容忍旁人欺压，必然要加以报复。从1973年，图西族人惨遭大屠杀起，学生时代的那些记忆，飞快地在我的脑海里闪动。那时我们起来抵抗，结果大有斩获。不过如今，我再也不愿意打仗了。”安东尼想起前一个礼拜，他要去一个退修会讲道，暴动就在途中发动，神给他一处经文：“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
一会儿，他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听到里头有个微小的声音对他说：“你常常讲道，教训人要爱你的仇敌，并为他们祷告，而现在你竟然想要死在浴血抗争之中。与其死得像个男子汉，为什么你不会想到，要死得像个基督徒？”安东尼觉得自责，他简短地认罪祷告：“主啊，赦免我，因我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抵抗。求你施恩于我，使我能至死都顺服你。我祈求你施恩给这些人，如果你的旨意是要我们死，求你让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能够为他们祷告，就像你在十字架上所作的那样。就在那一刻，从来没有经验过得一股深沉平安，如海潮涌入我心。”
正当安东尼一家坦然面对死亡的那一刻，街道的另一边却响起了“卢旺达爱国阵线”士兵发出的枪声，这些极端主义者吓得纷纷撤退。接下来的日子，血腥的场面处处可见。后来，他们一家被安置在难民营里，那时，安东尼写下这段话：“我常说，神真好。但只有像现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明白这其中的意义。我的基督徒同工，有好多位都死了。而存活下来的，我又不知道他们身在何方。主将我们从阴间拯救出来，我确信在这个国家，还有使命等待我来完成。”
后来，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负责人邀请安东尼去英国进修，他回复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得不拒绝你的邀请。一旦情势好转，我必须回到基加利。”
最终，安东尼回去了，他相信和好是解决一切冲突的途径。如今他担任“非洲事业协会”主任，从事调解和好的服事，也是卢旺达国家“和平调解委员会”的副主席，就回到非洲的原因，他说：“如果我不能与我的同胞们共度苦难，那我也不能与他们分享福音的喜乐。”
意义还不止于此。在大屠杀发生前，卢旺达曾被当作福音使命、信仰复兴的成功故事，在诸多基督徒的大会上被热烈传播。美国牧师、学者麦拉伦（Brain D.Mclaren）反思说，卢旺达当时是非洲受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互相屠杀的两族人大都是基督徒，至少名义上是，“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有些事情非改不可了。”观影之后，笔者不禁想到，如果族群利益被放在高于神的位置，高于对神创造的其他生命的尊重，如果所谓复兴只是口头的认信，而缺乏生命的改变与自省，很可能就将成为下一起丑闻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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