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乎冒犯中国人，这些吃猫狗的人又来散布冠状病毒了！” 这些非理性的排斥行为，令人想起欧洲黑死病肆虐时期，死亡威胁下人们为释放恐惧、凝聚社群而寻找替罪羊的“猎巫运动”，导致无辜女性惨死。人类学家发现，猎巫行为在不同社会其实具有普遍性。
《境界》独立出品【热点】
文 | 爱文 加一
播音 | 小馨
《星期日泰晤士报》日前报道，一个身在南非的七岁华裔小女孩哭着说，“在学校里，他们纷纷躲开我，说我带着病毒。”一位家住约翰内斯堡的女士在自己的脸书上贴文说：“我一点不在乎是否冒犯了中国人，实话实说，是他们冒犯了我。这些吃猫肉狗肉的人……你们散布疾病，现在又来散布冠状病毒了。”
在美国，一位女士贴出的照片显示她父亲的货车上被人涂上了与病毒有关的粗口；《纽约客》的华裔记者出门倒垃圾被当街辱骂；在伦敦，一位新加坡籍人士被殴打，打人者随后告诉他，这里不欢迎他的病毒；法国和澳洲的新闻头条上也开始出现种族主义色彩的标题。英国一些中国小留学生面临学校停课、寄宿家庭拒绝再收留他们，而返乡飞机一票难求，于是成了疫情难民……据ABC7 News统计，类似的事件目前在全球每天有37起。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开始故意使用“中国病毒”煽动偏见的行为，一些中国人似乎并不喜欢的《纽约时报》在3月23日发表题为《请叫它“冠状病毒”》的社论，呼吁结束反亚裔的仇恨情绪。
古老恐惧的最新受害者
历史学者王明柯在“一席”上讲过一个“毒药猫”的故事。在中国川西羌族村寨里，人们将某些女人称为“毒药猫”，传说她们在夜半时分会灵魂出窍，变成动物出门害人。人们认为村里的疾病和意外死亡都与这些“毒药猫”女人有关。当然，除了八卦一下，羌族人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去清除她们让自己变得更安全。
王明柯发现了毒药猫与欧洲中世纪的猎巫运动的相似性。当时黑死病大流行造成的死亡率远高于今天的新冠病毒，欧洲被集体恐惧笼罩着，人们开始猜疑这都是女巫投毒导致的。于是上层政治与宗教势力藉着寻找、审判和处死那些被认定为女巫的人来防止病毒传播。
历史上，当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互信下降、原有社会规范遭遇冲击，同时面对短期内不易消除的外部威胁时，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常会激起人们非理性的冲动，企图用抓替罪羊的做法来排解心理的恐惧，确认自己的无辜，维系在压力面前可能解体的主流族群的内部认同。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情形，与上述条件的相似度颇高，因此社会再次发生对少数群体的标签化和排斥并不意外。况且，疫情的蔓延与“中国”这个混合着种族、文化与国家的复杂存在并非全然无关。但《纽约时报》在社论中强调，不能因这些理由诋毁已经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的华人。
而人类学家在广泛研究亚非欧美后认为，猎巫行为的周期性爆发在人类群体中具有普遍性。看来自从伊甸园里第一对人类夫妻开始互相推卸责任之后，各个民族、不同国家，都需要定期为群体生活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寻找替罪羊。
就在一两个月以前，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各地对湖北人严防死守，上楼钉窗户封门、外出封桥断路，以及对滞留在外的湖北人的住宿歧视、招聘歧视、返城歧视等等实打实的措施让人叹为观止。一位在旅游点搞民宿的湖北人从疫情爆发就开始挨邻居的骂，“你家今晚必死”！一个在武汉的打工者回到老家，家人就是不开门，他最后选择在家门口自杀。《境界》曾在当时提醒人们对此保有反思的能力，一些读者在留言中表示上述做法要么“情有可原”，要么“理直气壮”。如果一个人想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通常都会成功的。
实际上，在基督教历史的头三个世纪，基督徒在主流社会一直被迫扮演“毒药猫”的角色，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和民众归咎的对象。尽管基督教对穷人的慈善行为甚至得到官方的注意，但皇帝尼禄在罗马城纵火，却诬陷是基督徒干的。基督徒长期以来被指控“举行一种神秘的仪式，杀害小孩，并将他们吃掉；在举行仪式之后，就进行乱伦活动”，一位当时的护教者如此说，“我们天天都被敌人包围着，天天都被人出卖。”
特别是当罗马实力衰落、依靠政治和军力维护帝国版图越来越吃力之后，就改为强调“软实力”，用国家宗教和皇帝崇拜来凝聚人心。帝国的“国师们”认为最要紧的是向皇帝效忠，以实际行动表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因此格外用力地迫害拒绝偶像崇拜的基督徒。随着罗马帝国在第三世纪末多次战争失利，屡次面临疾病和瘟疫的侵袭，民众将恐惧和敌意释放在基督徒身上，认为基督徒就是从内部搞乱国家的人。当时基督徒受歧视和迫害的程度，远超过今天华人在海外居住国的遭遇。
当瘟疫爆发，根据教会史家犹西比乌的记载，基督徒以爱来陪伴病人的行动令人动容：“在这场瘟疫中，我们绝大多数的教友都活出了爱与忠诚。他们不遗余力，单单为对方着想，不顾个人安危地照料病患，即使染上疾病，也以欣然态度告别人世。许多原本照料和医治病患的人，将死亡转移到自己身上，就此死去。那些最为优秀的教友一一他们中有长老、执事和平信徒——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性命。他们这样的死亡乃是基于坚定的信仰与虔诚，从任何方面看都不亚于殉道。他们还收拾圣徒的遗体，将这些遗体合上眼睛、闭上嘴巴，并且扛在肩上带走。他们拥抱这些遗体，在清洗后为之穿上葬衣。不久后，他们自己也得到了同样的服侍。”
其实我们都生活在村寨里
等到基督宗教被衰落中的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政治与宗教开始了在欧洲历史中剪不断的纠缠。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发布敕令，认为猎杀女巫附合基督教教义，将整个天主教会捆绑进去，令他们所信的神蒙羞，把为弱者舍命的耶稣，变成他们手中迫害弱者、替权力阶层做心理按摩的工具。社会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平民女性成为受害者，据估计，总共有超过十万人被害，连圣女贞德也难逃被当作女巫烧死。
虽然“女巫”的审判大都由世俗法庭完成，但天主教以及宗教改革后新教的神职人员都涉入很深。而当深受信仰迫害之苦的清教徒远赴美洲新大陆，17世纪晚期将马萨诸塞开发成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移民区之后，他们以严苛的信仰管制居民的生活，节庆活动被禁止、音乐舞蹈被禁止、宗派的教义和引文取代圣经成为孩子唯一的教育素材。该地区发生的塞勒姆审巫案，最终导致二十余人死亡。
1695年一位著名的基督教贵格派信徒汤玛斯·莫尔在《真相的提供和维持》一书中公开批评上述案件的审理，他提出：宁可放过一百个女巫，也不能错杀一个。从此奠定了后来美国司法的重要原则：宁可放过十个，不可错杀一人。
反省以上历史，基督信仰中的群体和个人从被当作“毒药猫”捕杀，到四处抓捕“毒药猫”的剧情反转中，我们看到当信仰与世俗权力结盟，成为维护建制稳定的重要力量，原本服侍神的人沦为帝国和主流群体的心理治疗师，借助仪式化的暴力克服集体恐惧，以共同施暴来凝聚社会共识。
王明柯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我们都生活在村寨里。他的意思是，或许我们认为从乡村进去城市是离现代和文明更近；从中国出奔海外也更接近许多人梦想中的生活，但无论我们去往哪里，只要我们仍在人群中生活，我们仍将面对本质上一样的恐惧、猜疑与暴力的挣扎。
在脸书和推特上称中国人是“病毒”，与在村口交头接耳说谁家媳妇是“毒药猫”相比，除了传播信息的技术手段更加先进，本质上人性有什么进步可言吗？我们指责武汉人跑到外地是“到处害人”、指责海外华人返回中国是“千里投毒”，与国外有人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华裔面孔传播病毒相比，哪个更文明一些？
当特朗普的团队为疫情跪下祷告时，许多中国基督徒为此欢呼相告；几天之后，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Chinese同样带有“华人”的种族意味）的同样是这个人。之后他又转而在推特上表示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支持。这位总统的言行对我们的信仰、对神要我们自己在世人面前活出的见证，究竟有多大的关系？
在一切权力体制之外，圣经里耶稣的应许从未改变，祂从来就是与边缘群体、与病人和罪人、与自卑的穷人和弱者站在一起。而这个弱者的身份在社会结构中是会变动的。当曾经的弱者一朝当权，从历史上看，人类毫无自信能够克服权力的腐蚀。当强弱逆转，如果没有对权力的警醒和主动降卑的自觉，很快就可能发生滥用权力所导致的虐待。一直处于弱势的女性，历史上曾被“猎巫”，在当代则被咪兔。两种行为都并非个体的偶然遭遇，而是被放在一个权力结构里完成的，因此也被体制所包庇。
被人的骄傲、自私、狭隘和暴力钉死的耶稣，在高天之上以极大的忍耐和怜悯注视着世人，以祂手中的皮袋收纳所有伤痛者的每滴眼泪。今天祂依然对面对疫情威胁和身份歧视的你我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拆毁人群中间隔断的墙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分裂和矛盾，所以人类学家才得出结论：“猎巫”是人类文化中周期性的普遍现象。一些现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反思猎巫运动时，习惯性地将板子打在基督信仰、打在上帝身上。其实他们和前人同样犯了骄傲的毛病，以为自己掌握真理、更人道，可以温柔地处理分歧，以为把问题归咎在信仰上，而他们只要拒绝这个信仰就可以免疫。
其实二战前后的历史已经表明，拥抱科学与理性的第三帝国以及信奉无神论的苏联，都是与基督信仰无关甚至敌视基督信仰的世俗政权，却分别在反犹大屠杀和大清洗中犯下了规模空前、远超“猎巫”的反人类罪行。
今天人们在新冠病毒的测试下暴露出来的反人性举动，再次提醒我们，带有罪性的人无论是否身在一个具体的宗教之中，都无往不在人的罪性之网里。基督信仰要提醒我们的恰恰是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忘记自己也是被提醒的一份子，我们就可能成为害人者。
回看圣经，新约时代的犹太人也处在极大的撕裂之中。当时的犹太地区处于罗马统治之下，多数犹太人带着亡国的羞耻感，希望独立。同时罗马扶持的犹太权势阶层和宗教精英享受着罗马治下的岁月静好。那些罗马帝国在犹太社群中的代理人——一个个税吏就成为所有人都讨厌的犹太社群中的“毒病猫”。人们专门为他们发明了一个词“税吏和罪人”，好像他们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罪人，比偷窃和奸淫更加令人深恶痛绝。藉着表达对税吏的厌恶，犹太主流社群释放着自己对罗马的恐惧，凝聚着脆弱的内部共识。
然而当耶稣出现后，祂竟然对税吏马太说“你跟从我来”，以接纳的爱和赦罪的恩典呼召马太加入基督徒群体。祂竟然对税吏撒该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当马太离开税关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他立刻就发现，有一位宿敌，就是奋锐党人西门正与他并肩同行。奋锐党意图暴力推翻罗马的统治，与税吏可谓水火不容。而今他们因为耶稣同席吃饭、握手言欢。
耶稣的呼召以无比强大的能力消除了因为灾难、立场、利益而产生的恐惧和敌意。税吏不再被视为社会中的病毒，奋锐党也不再仗着自己的政治正确打击异己。耶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人们关切的基本问题。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迫在眉睫的是民族复兴的政治大业；在疫情笼罩之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健康和生存；有人心系大国体面；有人向往个体自由……任何意见的对立都可能激发人里面那颗“猎巫”的心，我们将威胁我们的人称为：病毒、毒药猫、五毛、美分、小粉红……这些非人格化的称呼一旦深入人心，我们就很容易视对方为可以毫无顾忌消灭的病毒。
当耶稣与税吏一同吃饭，法利赛人相当不满。耶稣的回答揭示出在一切我们认为重要到无法妥协的事情背后，有一件真正性命攸关的大事——“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只有马太和西门一同以罪人的身份站在耶稣身后，并看到耶稣的恩典和真理如何既提升了马太的尊严，又揭露了西门的自义，让这对猎人与猎物的组合可以因耶稣基督而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靠着祂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在“毒药猫”聚集的武汉，当地众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疫情中展开了不分教派的基督徒志愿者联合救援行动，在世俗体制暂时失效的绝望之地让人看到神的爱藉着人的手传递。现在，神同样给海外华人教会一个机会：让世人看到，基督信仰可以帮助华人超越地上令人纠结的种族、文化与家国的身份认同，活出爱，收留被歧视的同胞，成为那城的祝福！最终，基督信仰不是帮助人们融入异国文化的工具，而是要帮助每个人融入天国文化的必须。我们真正值得与人分享的不是对于客旅之地的梦想，而是处于任何环境都能让心灵平安的基督。
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当之无愧被称为基督信仰的代言。每种文化都需要拥抱罪人的自我意识，警惕权力的腐蚀，向基督的真实与恩典敞开，持续被更新。真正的威胁还没有来到，信徒彼此在爱里的连接，是抵御一切外在压力的力量来源，教会因此才得以成为“暴风雨中安全的港湾”。
（片尾曲：角声使团《同一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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