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疫情是一场“关于全球化的道德实验”，我们是“抱着手机的道德家”，每天关注远方，却对身边的不幸无动于衷？还是爱心爆棚、满世界寻找救助对象，在弱者身上换取自我救赎？我们对他人不幸的态度里，隐藏着自身命运的密码。什么是基督徒的“全球化”？
《境界》独立出品【热点】
文 | 爱文
播音丨以琳
新冠疫情蔓延，中国情况好转，但全球抗疫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随着非洲确诊人数的增加，当地已经出现封城造成的贫民踩踏、警察开枪等失控征兆。因为卫生和医疗条件的限制，疫情一旦在非洲爆发恐将造成巨大的灾难。在广州传来非洲裔人士被当作病毒传播隐患遭遇歧视的消息。而非洲华人已经感受到当地社会氛围的变化，对华人在非洲的生存处境发出预警。
我们原以为非洲的情况只是激起了我们对远方不幸的担心、忧虑和同情，但显然，我们已经与远方丝丝入扣地连在了一起。我们对他人不幸的态度里，隐藏着自身命运的密码。
就在疫情引发了许多人关注未来国际关系和国内治理的变化，预判新一轮全球化的政经走向的时候，2020年初出版的德国知名作家、莱比锡图书奖得主汉宁·里德的新书《无处安放的同情》非常应景地提醒我们反思的另一个维度，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我们同样可以把本次疫情当作是一场“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考察我们是如何对待他人不幸的。
全球化时代的道德进化？
现代媒体的发达，几乎可以将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事情拉近我们的眼前。在频率密集的报道甚至直播面前，人们越来越能身临其境地感受远方的不幸。乐观的声音认为，人性就是“一条纽带，一头连着巴黎的市民，另一头连着北京的市民”，远离现场的人们被激起同情和怜悯，同时也感受到一种超越国界的道德感。悲观的意见却认为，人们开始会被一条消息、一张图片触动，但随着信息的轰炸，我们的同情心很快就疲劳了，下次必须一段惨不忍睹的视频才能激起我们的眼泪，我们对人的遭遇反而更麻木了。
里德在《无处安放的同情》里提醒人们思考，如何检视道德感的真实性。它能经得起考验吗？我们对远方的非洲人的怜悯和同情是真实可靠的吗？这种怜悯心是我们道德卓越的标志吗？
作者首先讨论了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刻画的著名形象“满大人”。巴尔扎克假想了一个情节，很像今天游戏里的场景：有一位远在中国的年迈的满大人，而一个巴黎人只要愿意仅凭意念就可以将他杀掉，获得财富。你是否会选择杀死他？“假想的满大人”是巴尔扎克对道德乐观主义的第一次诘问。
我们真的可以对远方的不幸感同身受吗？在头脑中给出一个答案很简单，但现实选择中的张力和冲突随处可见。近日沈阳一家粥店在门口挂出条幅对美国和日本的疫情幸灾乐祸，非洲华人对中国移民未来被排斥、可能接下来几年内都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的前景忧心忡忡。上述情形都表明，全球化时代的道德困境依然明显。当然，对中国这个全球化的受惠国而言，尽管今天我们打开手机未必能看到身边人、武汉人的不幸，但却能轻易将美国和意大利的悲情收入眼底，这种复杂的生存情景更让我们反思，如果以为热心观看远方的悲剧就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化，未免太轻率了。
巴尔扎克给小说中的人物安排的结局是，最终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利己的本性决定了我们对远人的关怀一定不如对自己的关怀更重要。在无关痛痒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为远人摇旗呐喊，一旦涉及个人得失，他人的不幸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抱着手机的道德家
我们的同情和共感之心是否能战胜距离的限制？当疫情起于中国，恰逢《无处安放的同情》在中国出版，该书的译者、博士后研究员周雨霏说：“绝大部分欧洲人都认为这一肺部传染疾病（指新冠疫情）跟刚果埃博拉差不多遥远。虽然媒体上出现围绕着种族差别与反差别的争论，但对大多数欧洲居民来说，这一发生在中国某中部城市的人道主义灾难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像是处在两个次元。直到意大利的感染人数不断上涨，欧洲居民才开始感到疫情的真实性。”
在“满大人”的假想之后，亚当·斯密设想了一场发生在中国的地震，亿万中国人在地震中丧生，消息传到伦敦，一个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富有人性的欧洲人可能首先会对不幸的人感到悲伤，接着感慨于人生无常，“而一旦充分表达完所有这些高尚的情感，他就会同样悠闲和平静地从事他的生意和追求他的享受”，而“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对于这个伦敦人来说，失去一个小指的自怜远大于亿万人的不幸。
亚当·斯密提醒“富有人性”的我们，尽管我们可能并不属于对他人不幸的幸灾乐祸者，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怜悯之心，也向那些不人道的言论表达我们的义愤，但这一系列操作可能同时也是自我催眠，使我们将自己在网络上所发表的高大上的言论等同于我们自己的所是，而实际上我们关心自己一根小指胜过“亿万人的不幸”。
而卢梭在作品中刻画了一个“捂着耳朵的哲学家”形象——“房间内，哲学家正在撰写一部关于社会幸福，或是普世道德的著作。正在这时，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被谋杀。他听到这个不幸的人悲惨的叫声，但在斟酌了一番之后决定对其充耳不闻，他不希望自己关于普世伦理的工作遭到打扰。哲学家思考整个人类之命运的工作如此重要，眼前所发生的不幸丝毫不能打动他。”
这个提醒已经很直白了。我们可能过着两面人的生活，一方面在网络上做道德斗士，另一方面对身边的不幸无动于衷。人们之所以爱远方的人，“为的是免去爱他们的邻居。”因此在批评完别人“不厚道”之后，我们可能也需要省察一下——自己是否是“抱着手机的道德家”？我们在朋友圈和微博刷屏，用转帖和键盘表达自己的“正义”之情，是否已经使我们有了一种站在道德高地的感觉？资讯爆炸的E时代，我们太忙了，需要对太多事情做出反应，前一夜在手机刷屏中所积蓄起来的悲伤，第二天的全民立扫帚就将它变成了狂欢。
正如周雨霏所总结的，“这种看似普世的同情心，将指引人们走向无边界的人们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抽象的伪道德？不指向任何具体对象的道德行为，最终会不会让人们在伦理方面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呢？”
怜悯就是到处寻找可帮助之人？
即使是监狱的罪犯有时也需要披上道德的外衣，所谓“盗亦有道”。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以为道德的感觉，而不是实际上的德行。如今获得这种道德感的成本越来越低，只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两行短短的文字，甚至一字不发，按一下点赞或转发，我们顿时就可以感觉自己与这个不义和不幸的世界无份，我们已经尽到了道德责任。
然而，当我们对抽象的“人类”表达同情之时，是否能带出对真实的人的关怀？还是仅仅忙于在网络上对远方表达同情，在新闻事件中寻找道德感？我们是否以为感受正确就是道德？是否以为有了正义感，我就履行了正义；有了怜悯感，我就是一个心存怜悯的人？
当保罗在新约圣经里写下“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时，当时哀哭的人最可能是聚会里常常见面的弟兄姊妹、自家住所附近熟识的邻居。而当我们生活圈外的其他人，那些异国、异文化、异肤色的陌生人的哀哭被拉近放大到我们眼前，保罗的话是否就落空了呢？
和“捂着耳朵的哲学家”类似，耶稣讲过一个“捂着耳朵的神学家”的故事：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躺在路边奄奄一息，从他身边先后经过一位祭司和利未人。他们行色匆匆，都是专门的神职人员，理所当然是心系神国、不谋私利的道德卓越人士。不过，这两位并没有为眼前的不幸事件停下脚步，圣经没有直接描述他们的心理活动，或许他们像卢梭笔下的哲学家正在为广大人群的幸福使命而忽视眼前的细小悲剧一样，这两位宗教人士可能赶着要去服侍而心安理得地离开了。中文里有一个成语“道貌岸然”，大概可以形容这类人。
为了粥店的生意，为了自己的小手指，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为了上帝……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忽视他人不幸理由。从粥店老板，到网络义士，再到神职人员，很可能我们远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有怜悯心，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心其实都像石头一样。
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走过来。因为血统和信仰不纯正，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极其歧视的族群。这个撒玛利亚人却是唯一一个看见不幸同时有所行动的人，他“看见”，并且“动了慈心”。接着，他为这个受伤者包扎伤口，送去就医，并承担他的全部费用。藉着这个故事，耶稣叩问听众，究竟谁才是不幸遇难者的“邻居”？答案显而易见，“好邻舍”只有一个，就是这位好撒玛利亚人。
耶稣其实在用这个故事回答一位希望在道德上进深的精英的问题：“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提问者显然对自己的道德能力充满自信。耶稣回答他，需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又问道“谁是我的邻舍呢？”对于这个四处寻找邻居要付出同情心的人来说，他首先需要认识到，他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有活出道德的能力。这个人很像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那种爱心爆棚的成功人士，他们满世界寻找救助对象，其实只是在穷人和弱者身上换取自我的救赎。
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同样很容易轻易嘲笑前面两个虚伪寡情的人，暗自以为自己和好撒玛利亚人是同类，或者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故事中唯有一个有怜悯心的角色，就是那位被犹太民族弃绝的撒玛利亚人，而这个人代表的是耶稣自己。耶稣戳破了人对自身道德实践能力的盲目乐观，唯一真正将怜悯化作行动的人是耶稣自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先被耶稣这位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救赎。
哪种全球化？
现在，学者争相研判此次疫情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国家、民族之间的边界或将重新竖立起来。其实，依附于资本获利冲动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原本就在营造自己的道德泡沫，新冠疫情爆发前的血汗工厂、资源掠夺、全球变暖等等话题，都无法刺破人们对全球化美好的期待和自我的良好感觉。的确许多教训被吸取了，中国终于允许人民忙着喂饱自己，欧美绝不允许战争发生在本土，直到被一个不受种族、国界限制的病毒搞得人仰马翻。无论是东方谎言带来的“罪与罚”，还是西方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人们现在需要承认的是，原来这么多年，人性和道德并没有像苹果或华为的手机一样换代进化。
真正的怜悯并不容易，而指望从人自己本性中所生发的怜悯心救济这个充满不幸的世界，更是杯水车薪。无论全球化的脚步如何调整，甚至因为地上人造藩篱的加高加固，反而更激发被标签化的我们，藉着祷告突破一切辖制，跃入不受拘禁不被分割属天国度，享受神儿女的平等、合一与自由。那才是基督信仰所追求的“全球化”。最终我们都要移民的，把地上我们曾经想要摆脱或是拥有的国籍护照，换成天国公民的身份。
我们谦卑地承认，即使我们努力去爱却仍然可能带来伤害；而我们拍案而起的样子，好像神不存在一样酷。人类在灾难中的第一反应，通常不是质疑同类就是质疑上帝。真正的怜悯是一项神迹，当我们发觉自己的自我中心坚硬如石，我们唯有藉着祷告求神赐下祂的怜悯给我们。在祷告中滋润我们被负面新闻轮番榨取后干枯的同情心，“看见”、“知道”和体会人的不幸，面对邻舍和远方，操练尽责与交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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