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尼云事件中最可怕的可能不是性侵而是失去悔改的能力。比故意撒谎更危险的是下意识的自我防御：我们的记忆被扭曲，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谎言，“那并非全是我的错，毕竟当时的情境是复杂的。我们开始低估自己的责任，直到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变得可有可无。”
《境界》独立出品【信仰反思】
文 | 鹿鸣
播音 | Luke
3月3日，《境界》发文《范尼云性侵：又一人，败倒在欲望面前》，率先在中文媒体上报道并反思属灵领袖的跌倒。从文末读者留言的内容和数量来看，名人人设崩塌，一时惊掉无数下巴。
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反应，是马上站在安全线内质疑范尼云所在的天主教制度和教导，将其落马归咎于此。或是带着对圣洁生活的幻灭，感慨“人人都是罪人”。这个感慨固然没错，但又有谁愿意泡在同一个罪的泥淖中35年？人们不禁想起保罗的提醒——“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伤人者反而觉得自己很受伤
在范尼云的事件中，比起性侵这种吸睛的“大”罪来，一个小细节更加令人细思极恐：当有人出来指认范尼云的时候，却被他屡次矢口否认。与犯罪的可怕相比，隐藏罪和否认罪才更可怕！如果我们遇到问题不去面对和处理，咖位越大越高，下坠速度越快，摔得越狠，越有可能在堕落的盘山道上一路下坡、刹车失灵。
这个对待自己错误的细节，让范尼云与我们在世界上见惯了的官员政客以及普通的你我并无两样。事实上，根据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Elliot Aronson）的说法，“自从降临人世那一天起，我们每个人便拥有了为自己具有伤害性、不道德和愚蠢行为推卸责任的能力，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乎其微还是悲剧性的，规模很小还是波及全国的，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会发现，要讲出‘我错了，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句话，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近来人们在网络上用不停跟帖转发的行为艺术，也不过是再次证明了这点。
然而，比起单纯为了自保而刻意撒谎或辩护，还有更可怕的情形——就是出于下意识的自我防御，前者毕竟还知道自己正在撒谎，欺骗的是别人，而后者却是自己欺骗自己，人的整个感知系统已经被扭曲了，造成伤害的人反而觉得自己是受伤的人。
其实我们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客观、中立并时刻准备好接受真相和证据的说服。在《被左右的独立思维》一书中，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博士沙罗特（Tali Sharot）观察到大多数人“在争吵与辩论中，会本能地抛出能够证明自己正确、对方错误的证据”，更严重的是，我们倾向于接受那些与我们预设观念一致的证据，批判和质疑那些不一致的反证。作者以一对同为律师的夫妻为例，结婚若干年以来，两个人在很多方面观点一致，但对究竟该在美国还是法国定居这件事上一直有分歧。争吵多年后，两个人各自的立场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增强了。“向人们提供与其观点相悖的信息，会导致他们提出新的质疑，进一步强化之前的看法。”
当我们遇到有人指出我们的错误甚至罪行时，我们天然的生命里同样会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洗白，直到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辩解。因此，阿伦森认为，自我辩护比显而易见的谎言具有更大的威力和更强的欺骗性。它使人们相信自己做了所能做的最棒最光荣正确的事情。结果“我们的错误和糟糕决策在自己看起来是那么微不足道”，但同时，我们的丑陋和虚伪也就被搞得“除本人之外人人皆知”。
有读者愿意相信自己的猜测：范尼云可能在弥留之际曾经在暗室中向上帝悔改。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神是否给他这个恩典，我们不清楚。《圣经》明白提醒我们的是，说谎之人有一个极大的危险，在于他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事实上，如果我们惯于采取自我辩护或自我防御的方式应对自己的错误，结果很可能对自己的辩护词深信无疑，特别对于那些站在台上教导人的、被当作真理代言人的领袖而言更是如此。
阿伦森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我们在自我辩护的路上是如何无法回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记忆出现自利的扭曲、我们忘记或歪曲了以往的事件时，我们便可能一点一点相信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自己曾经做错过一些事情，但渐渐地我们开始认为那并非全是自己的错，毕竟当时的情境是复杂的。我们开始低估自己的责任，降低自己的责任，直到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变得可有可无。不久，我们便可以说服自己，从内心相信自己早前公开讲过的话。”
“大家都在裸奔，谁也不要装”
因此，我们以什么态度面对别人或当众或私下的责备，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过失乃至罪行的曝光，可能比那些错误、过失和罪行本身更加重要。因为一旦我们从自我防御渐渐滑向自我欺骗，最终可能会完全失去悔改和自我纠正的能力，成为派克（Scott Peck）所说的，与魔鬼立约、陷入病态自恋的谎人（People of the lie）。使徒彼得一语道破，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
范尼云的文章发出之后，在《境界》的编辑同工中也引起了震动。在同工祷告会上，大家专门敞开讨论当我们“被人指出错误”时通常会有什么反应。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可能面对的情形。被人责备，心如刀绞，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大家在坦率的分享中再次意识到，我们对犯错这件事的恐惧背后，更深的惧怕是，我们担心那些批评和责备往往不单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事，同时也将我们这个人否定掉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
我们不仅是害怕做错事，更是害怕成为别人眼中那个错的人，因此别人的责备总是能迅速在我们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应：或者引经据典证明我和真理是队友；或者反唇相讥，将责备我们的人拉下马来，言外之意是“大家都在裸奔，谁也不要装”……其实这些还只是我们处于无权无势之时的初级手法，一旦我们在一个小圈子里可以一手遮天，或在一个大圈子里一言九鼎、全网任我行，我们就更容易将批评的声音彻底封杀出圈，无所不用其极。宁肯自欺欺人地以为打压了反对的声音就可以继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也不愿直面问题，大胆向自己开刀。
从根本上而言，无论有权无权，无论世界瞩目还是家居日常，无论我们的手段是温和是强硬，我们从心里认为一旦认错，就使我这个人或我们这个群体失去了价值和存在的合法性。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一旦让“正确”捆绑了自己的价值，注定是脆弱、没有安全感的，很容易选择遮掩真相，直至无法悔改，失去悬崖勒马的可能。
不再抓住自己残破的“正确”
难以接受被人指出错误也是我从信主之前已有的痼疾，直到信主之后，我仍像一个出院却常常反复感染的病人。我很感恩身边总是围绕一些或善意或恶意对我提出挑战的人，当然，这种感恩心态往往来得很迟。在被责备和挑战的当口，我很难向责备我的人说出感谢的话。
最近的一次经历，是自己的一次讲道被批评得体无完肤。我努力保持着传道人该有的风度，压抑着想要辩护的渴望，忍耐听完。我并不认同对方的批评，对他的每一个批评我都能找到自觉正确的反驳。且不论对方的批评是否言之有理，我自己心里的防御工事从他说第一句话就开始动工了。实际上，我明显感受到两个声音在我心里剧烈交战，一个在催我保护自尊，另一个却在质问：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自我防御，难道就不能伸手接过所有批评并说声谢谢吗？
和以往很多次交战的情形一样，尽管面不改色，我内心的恐惧却已经占了上风。当天晚上我失眠了，心里懊悔为何没有当面驳斥批评我的人。我将当时的场面在头脑中不断回放，越来越多地发现他话语中的破绽。随后几天，我发给他许多“属灵高手”的名言，无非是想提醒他，他不一定对，我也不一定错。
直到这位教会的同工自己讲完道以后，我终于找到了反戈一击的大好机会，随即“凭着爱心”对他说了“诚实话”。在我看来，我对他讲道的问题挑得更准，和颜悦色却针针见血。我说服自己不是在故意找茬，而是为了上帝、为了羊群、为了服侍的益处。
但无论我如何说服自己，实际上我心里知道，这已经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即使我说的话句句在理，但每一个道理都出自一颗脆弱敏感的心。我并非为了守护真理，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正是因为我打着真理的旗号来保护自己，更显出自己的污秽与可恶。圣灵的光照似乎姗姗来迟，但也正因此，我才再次意识到自己多么缺乏安全感，多么需要在耶稣的拯救中享受唯独从祂而来的安息。我发现自己正在被那种自证正确的渴望煎熬，我害怕一次讲道的失败成为我这个人失败的证据。但一篇讲道怎么能否定我在基督里的价值？打击别人对于耶稣对我的拯救，又能有什么附加意义？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基督拯救的前提正是我是一个“错”的人，我在上帝面前的道德和灵性全然破产。还有什么过失和错误能让我损失更多呢？难道我竟天真地想藉着一次讲道、一次事奉的成功而不是耶稣基督来恢复我在上帝面前的身份？“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重价”不是我自己的正确，而是基督的牺牲。
使徒保罗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想这里也可以说，“你们这要靠自己的‘正确’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想要基督，而不想要自己的“正确”。
我找到那位批评我的同工，向他认罪，向他承认我后来批评他的那些自诩凭着爱心所说的话，其实是出于情绪，无论内容是否正确，都是出于要自我防护、自以为义的心。我对他说：“我心里没有在基督里安息，因此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理，为了证明有问题的不是我……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我没有平安。明明我内心丑陋，还披着真理的外衣……现在我被圣灵责备，向上帝和你悔改。”那种不再抓住自己残破的“正确”，而抓住基督而得到的喜乐，瞬间充满我，实在是难以言表。
（片尾曲：小羊诗歌《为我造清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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