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人人皆宿主，谁被谁寄生？

太阳公平照耀，有人却只能得到一半光明。住在半地下室的基泽向住在豪宅里的朴社长刺下无感的一刀，非因嫉妒也不为报仇，唯一的理由是，朴社长因为不喜欢基泽身上那股味道，无意识地掩住鼻子，这个动作刺激基泽爆发。不过，这种无意识却可能是理解影片的关键。

《境界》独立出品【影评】

文丨Xi la

播音 | 琦琼

三个贫富悬殊的家庭：住在地下“连窗子都没有的水泥箱子里”不见天日的女佣一家、住在半地下室里的金基泽一家、住在最高处的阳光豪宅里的IT老板朴社长一家。韩国影史上首个获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影片《寄生虫》，把这三个家庭纠结在一起的悲剧层层剥开，摊开在观众面前。可是当剧终人散，我们原以为导演会带我们砸开人物命运的核桃，品尝标好了卡路里含量的果仁，哪想到导演似乎只热衷将悲剧白描给我们看，无意再做任何分析、解释、论证的工作。于是，我们心头留下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好在导演的努力足以让我们知道不是电影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导演奉俊昊说影片的灵感来自于韩国特色的“半地下住宅”。在韩国人看来，住在半地下室和地下室是有区别的，“住在半地下室的人，希望告诉自己：你其实不是住在地下，你住在地平面之上。每天还是有一段时间会有阳光能照进来的。

整部电影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幅画面，阳光照进男主角残破的半地下室房间，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还不算最糟。但他们又很担心，情况再恶化下去，终有一天会彻底沦为地下生活，一点阳光都看不到了”。太阳虽然公平地照射，但有人却只能得到一半的光明。如果你住过或听说过北京的地下室，你就知道这不只是韩国人的故事。

豪宅里从来不会只有一只蟑螂

拥挤的半地下室里，堆得乱七八糟的东西，虫子四处乱爬，影片一开始就将金基泽家的窘迫展露无遗。父母失业，儿女失学，一家人靠叠披萨盒卑微地活着。他们原本没可能和住在豪宅里的IT老板朴社长一家发生联系。变数就从哥哥基宇的朋友将他引荐到社长家为社长女儿补习英语的那一刻开始了。基宇拿着妹妹帮他PS的假大学文凭成功成为社长女儿的外语家教。当基宇听到女主人的儿子喜爱美术时，伺机将妹妹包装成海归，成功进驻。

随后又通过栽赃陷害让爸爸、妈妈分别代替了原来的司机和女佣，一家四口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寄生虫”的生活。尽管手段卑劣，金家四口总算脱离了寒酸的半地下室，衣着体面地出入豪宅。一日，趁着宿主朴社长一家外出露营，四口人鸠占鹊巢，肆意狂欢，对未来充满憧憬。这是这家人在整部影片中的高光时刻。不过，妈妈忠淑却一语道破狂欢的假象，她将自己一家人比作蟑螂，一旦豪宅的真正主人回家，他们瞬间就要四散而逃。

当朴社长一家因不期而至的暴雨扫兴而归时，忠淑的“预言”果然应验。不过，在主人回来前发生的另一件事强化了影片“寄生”的主题。前任女佣突然冒雨造访，让金家知道原来寄生豪宅的不只他们。在豪宅一处不为人知的通往地下的暗道中，女佣的丈夫为逃避债务每天依赖妻子送来食物为生。女佣夫妇发现了金家四口合谋欺骗的事实，意图告发。最终寡不敌众，女佣人被妈妈忠淑一脚踢下阶梯，流血过多而死，丈夫则被金家捆绑在暗道中。

社长一家对这场黑暗中的殊死搏斗一无所知，继续按原计划为儿子筹办生日会。生日会上，哥哥基宇进入地下室，想彻底除去他们一家刚刚上路的美好生活的障碍。没想到，失去理智的女佣丈夫砸昏了基宇，抄起一把水果刀走向在室外生日会上正手捧蛋糕的妹妹。半地下室与地下室居民之间的血腥争夺终于彻底曝光，朴社长的儿子被吓晕过去。众人纷纷逃窜，父亲基泽奋力杀死了女佣的丈夫。

救子心切的朴社长因厌恶基泽身上的味道，捂着鼻子去捡基泽扔给他的车钥匙。好像被朴社长捂鼻子的动作刺激到了，基泽将刀刺向朴社长，然后慌忙逃离现场。至此，三个家庭悉数崩盘：地下室的女佣夫妻双双死翘翘；半地下室的金基泽一家妹妹死亡、母亲和哥哥被判刑、父亲下落不明；朴社长则精神失常，豪宅也易手了。

你的味道泄露了你的身份

为了凸显电影中的阶层对比，影片大量使用了“阶梯”这种符号。导演奉俊昊希望藉着“空间看出人物的阶级关系”。往社长家的路是一路上升的，走到家门口之后，还要连登两层台阶才能到达庭院，是“顶层的顶层”。去往基泽的家则一路下行，先是一个斜坡，又是一条隧道，再走下一段阶梯，才到金家所在的街道。而金家还要从街道往下，走进半地下，在“底层的底层”。而直到我们随着镜头走下豪宅暗道的台阶时，才发现“底层的底层”之下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更底层。顶层的朴社长待人和善、慷慨大方，这一点连基泽一家都承认。

无论当面还是私下，朴社长都未曾表现过对司机基泽的歧视，充其量也只是在基泽过问他私生活的时候，不大满意地表示对方“越界了”。可能朴社长最大的“污点”就那个捂鼻子的动作，再就是当女佣的老公刺伤基泽女儿时，朴社长只想到优先将自己的儿子送去医院。这也情有可原。比起朴社长一家的无辜，基泽一家的寄生全部仰赖一套精湛娴熟的欺骗手段，甚至为了独占资源向上爬不惜踩死其他小强。

生日会上的命案很大程度上只是两个底层家庭的自相残杀。但他们是坏人吗？雨夜狂欢的时候，基泽一家也曾为自己对人的欺骗和陷害而自责，当这个底层家庭为了生存而拼命抓住每一线生机的时候，似乎他们更值得同情和怜悯。导演平静地讲述，似乎不愿责备任何人。因此，当金基泽意外地用刀刺向朴社长的那一刻，不但朴社长对整个悲剧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对于习惯了在电影中“分别善恶、吸取教训”的观众来说，也多少觉得那一刀太“意识流”了，令人颇感茫然。

导演刻意塑造出一位几近完美的朴社长，所有理由似乎都不足以解释刺向他的那一刀。金基泽的这一刀既非因为嫉妒也非因为仇恨，唯一一个稍微可做解释的是，朴社长无意识的捂鼻动作，使金基泽彻底爆发，于是刺下那这无意识的一刀。不过，这种无意识却可能是理解影片的关键。导演奉俊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概念“誊印法”（decalmamia）给他很大的启发。他在片中使用了许多没有明说但值得玩味的意象，建立了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不单是阶梯和采光不同的房间成为地位的标志，名校毕业和海归身份也是一种符号，失去它们，人立即沦为半地下室里蹭Wifi的无名小卒。

“美国”是一种符号，朴太太不仅用“美国制造”来衡量帐篷的质量，也用“美国留学”来判断人的价值。“美国”这个符号几乎统摄了朴太太的整个价值体系，成为她认识和定义世界和人的主导标准。事实上，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被牢牢地捆绑在这个符号世界中，没有人能挣脱出来。连人自己也被符号化了。符号对人的异化无孔不入、不可名状又无法摆脱，或许在电影中最好的表达就是“气味”。雨夜回家后，社长夫妻讨论起金基泽身上的“味道”，这是一种他们夫妇都不熟悉的气味，好像在地铁上闻过。这味道又不可言传，但当它出现的时候，社长夫妇都不约而同地捂起鼻子。这个动作让本来对自己的味道一无所知的金基泽一家人，发现在上层人的鼻子中他们身上原来有一种即使进入豪宅都摆脱不掉的气味。

导演说：“就是阶级的气味。不是地铁的气味，而是乘坐地铁的人的气味。”简单来说，就是穷人的味道。真正让朴社长一家不适应的是穷人的味道，他们并非理性上有意讨厌穷人，而是下意识里厌恶这个味道，忍不住捂住鼻子与这种味道划清界限。就像人突然看到蟑螂时，身体近乎本能地往回一缩。

钱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

导演奉俊昊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讲述这个时代的故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表面上没有地位之分，但现实仍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阶级”。提到阶级，用曾经流行的革命文学的观点看，电影无疑将资产阶级的代表朴社长一家刻画得太过善良了。他身上一点为富不仁的样子都没有，甚至可以说“单纯善良”。

而作为地下无产阶级一员的基泽一家的“罪”似乎更明显。在革命文学的话语符号里，无产阶级似乎因为没有钱就天然可以不被金钱捆绑。生活常识却告诉我们，没有钱的人爱起钱来可以很狂热。没有钱，不等于不爱钱。在一切符号背后，统摄整部电影的是金钱至上的意识形态。电影中的“寄生虫”似乎指的是为了谋生获利不择手段的金基泽和女佣人两个家庭，他们在主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仰赖宿主生存。但朴社长掩鼻的举动、朴太太对美国的痴迷暴露出所有人原来都被“拜金虫”悄无声息地寄生着。因为他们毫无意识，所以始终无法摆脱。

而观众也毫无意识，所以怅然若失。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某些人穷凶极恶，而是因为“拜金虫”已经完全主宰了无论富人还是穷人的头脑，所有人都在接受号令。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价值判断标准，再无其他实现人生意义的途径。影片开始，基宇的朋友之所以在出国留学之前让基宇暂时做朴家女儿的家教，是因为在朋友看来，没有钱就没有得到爱情的资格。基宇妈妈忠淑本是链球运动员，曾经的奖牌挂在家里的墙上。

但只要无法变现，再大的荣耀也一文不值。而女佣的丈夫、那个地下室里的男人，周围摆满了法律书籍，似乎这个天涯沦落人也曾学富五车。但在镜头里，妻子用奶瓶哺乳一般喂他，他像没长牙的孩子一样用嘴抿着香蕉，这些暗示着在金钱方面失败的男人已经完全出局，被排除在符号世界之外，失去了作为人有尊严生活的可能，只剩下如同动物的食欲和性欲。因此，基宇妈妈说：“钱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这就是拜金虫的强大威力，它蚕食了人脑中一切与之抵触的价值残留，把人身上一切存在的意义剥除净尽。

金钱是对每一个人命运的审判，使基宇妈妈将自己和家人比作蟑螂；金钱也是拯救的唯一途径，使基宇妈妈说“如果我有钱，我也可以很善良”。金钱无孔不入地侵入并寄生在我们每一个人体内，无论我们是否还有某些道德闪光点，一旦我们成为这种价值观的宿主，也就不得不按照金钱至上的虫族逻辑生活。按照灵修作家傅士徳的说法，“金钱拥有一种魔力，要赢取我们的心……要求我们对它尽忠，要将我们生命中的仁慈之心吸取净尽……金钱确实有很多‘神明’的特征。它能给予我们安全感、引诱我们犯罪、给予我们自由，赋予我们权力，它更似乎是无所不在。不过，最可怕的是它要争取成为‘全能的神’。”

为什么向毁灭我们的事物寻求拯救？

如今我们的整个生活处在消费控制之下，日常生活完全变成一个消费场所。消费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符号系统，于是商品不仅仅有特定的用途，消费能力的不同标识着人的不同等级。结果，消费按照我们的消费能力对我们进行编码，成为替代一切的意识形态。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其名著《消费社会》中即忧心忡忡地发现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如同宗教，当我们接受它的时候就好像与魔鬼签了契约。

我们容让虫族的逻辑支配着全人。因此，当妈妈忠淑看自己如同蟑螂的时候，并不意味这她和她一家人真的如同蟑螂一样毫无尊严，而是他们被拜金虫的思维掌控，因此才会不把自己当人，也就不拿其他人当人。当基宇看着窗外生日会的上流人士，问社长的女儿，“我配得上这里吗？”他完全不必如此自惭形秽，他同样是在用虫族的视角轻蔑地自我审视。他没有在自己身上看见人的价值，而只是看到了人的价格。

每个人的脖子后面，都挂着一个数字不同的价签。基泽刺向朴社长那毫无逻辑的一刀，似乎是人的记忆在极端事件的刺激下突然苏醒，并发出抗议：“难道住在半地下室、身上有地铁的气味、不是名校毕业和海归出身，我们就是蟑螂？就不配有活着的尊严？”

这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也不是底层向上层的复仇，而是短暂清醒的宿主向人类被虫族主宰的命运宣战。可惜的是，基泽的苏醒只是片段的，他的脑海中顶多只残留着人类曾经有尊严生存的记忆碎片，他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拯救者是谁。当他用刀刺伤另一个宿主，就难逃被放逐的命运，逃进豪宅深处那个暗无天日的暗道。灵修大师梅顿说，“在现今社会里，金钱所扮演的角色，就像圣灵在教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重要。”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拜金虫”的宿主，它不容任何人轻易挣脱它的掌控。

耶稣曾说我们的世代就好像一个被鬼附的人。即使我们想要反抗，赶鬼驱虫，这些东西跑掉了之后，却“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当基宇发现爸爸基泽藏身在地下室，于是幻想着以后赚了打钱将那栋房子买下来，让父亲重见天日。

导演说：“这是十分‘基宇’的一个选项。”或者说，当我们从心里认同“金钱可以熨平一切”的时候，在基宇那里根本没有别的选项：儿子按照虫族的逻辑要去拯救自己的父亲。我们向毁灭我们的事物寻求拯救，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这就是人作为宿主的悲哀，一只寄生虫走了，白胖胖的我们又吸引来七只。耶稣是最怜悯人的导演，祂从不会只描述病情，却不提供分析和解决之道。因为祂本为医治和拯救而来。耶稣将金钱和上帝放在一起教导说：“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即金钱）”。

我们若想要避免沦为“拜金虫”的宿主，必须寻求外援对抗虫族。上帝是唯一有效的驱虫药和杀虫剂。人非小强，回到上帝面前，沐浴在祂的光中，才能重拾失落已久的尊严。我们人类，不再是宿主，而是地球的管理者、敬拜上帝的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