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内战导致利比里亚25万人死亡。几代妇女丧偶，自己被强奸、女儿和母亲被强奸、孩子被杀害。当她们开口，讲的故事却发生在战争之前：丈夫无休止的性需求令她不停生育，抛弃家庭的丈夫，被虐待的婚姻……“联合国带来了食物，但从没有人问过我们的故事。”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文丨文道
播音丨芬芳
今年7月26日，是利比里亚共和国独立171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美好的日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利比里亚“和平运动”领袖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带领以她名字命名的非洲基金会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活动上许多妇女载歌载舞，庆祝她们来之不易的和平。
莱伊曼是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三位得主之一，她领导的妇女和平运动为结束利比里亚长达14年的内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17岁时，你还不习惯思考死亡”
1989年，17岁的莱伊曼即将高中毕业，准备进入大学。在当地的圣彼得路德会的新年守夜聚会中，每个人都在白纸上写下对新年的期望。孩提时的莱伊曼常常希望身体健康，因为她经常生病，麻疹、疟疾、霍乱。17岁这一年，她许愿“有一个好成绩，遇到有趣的教授，学习合适的课程。所爱的人都远离邪恶”。一想到自己要去大学学习，莱伊曼感到很兴奋，她觉得生活会变得更好。
然而，就在莱伊曼的高中举行毕业派对的时候，一群武装叛乱分子从科特迪瓦越境进入利比里亚北部的宁巴（Nimba）郡。这群武装分子的领袖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声称他们将推翻多伊（Doe）总统的政权。莱伊曼的父母并不担心，它们全家住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距离宁巴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反政府武装的人数并不多。
1990年3月，莱伊曼开始进入利比里亚大学读书。同年5月，莱伊曼的父母带着五个女儿搬到了蒙罗维亚郊外。母亲在前院种了很多花，后面种上玉米、辣椒和其他蔬菜。这里风和日丽，令人心旷神怡。“除了早晚的几个小时之外，你能听到汽车在主干道上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它是完全安静的。这是我父母多年辛勤工作的回报。他们希望在这里退休养老。”
但是政府并没有镇压宁巴的叛乱；事实上，叛乱正在蔓延。每天BBC的《聚焦非洲》都会报道叛军的消息。他们不断进攻，占领土地，逐渐向南逼近首都。
后来，莱伊曼的外婆马可多来到莱伊曼家，因为叛乱已经蔓延到她的村子附近。她带来了她的丈夫和莱伊曼母亲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和她们的孩子。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爸爸、妈妈和姐姐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莱伊曼听到远处有一种奇怪的“砰”的声音。“我知道那声音，叛军在那里！”所有人都跑进屋里。莱伊曼简直不敢相信，外婆因为害怕就把姐姐的小女儿推了出去。“我不是害怕，我很生气。我是一个从未做出重要决定的女孩，这应该不是我的工作！我一直相信成年人会聚集孩子并保护他们，尤其是在危险的时候。这情景使我无法忘怀。”
不久之后，莱伊曼一家被安排到了离教堂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两周过去了，院子里挤满了逃离家园的其他信徒。叛军继续向蒙罗维亚挺进。而莱伊曼只想回家。“求你了，上帝。”她祈祷这一切停止。
在大使馆工作的父亲设法见过他们一次，他认为他们最好呆在教堂的院子里，因为他得到的情报是叛军已经渗透到附近。学校停课，食物越来越难找。“17岁时，你还不习惯思考死亡，尤其是你自己的死亡。但现在一切都已过去，我不得不意识到它随时可能到来。
我从路过的朋友那里听说我的一个教授和他全家都被杀害了。家人朋友的女儿被强奸了。我认识的另一个男孩通过一个检查站时，一个士兵想要他的新运动鞋，于是当场杀了他。”
天黑了，整个城市一片寂静。“帮助我们，上帝！请帮助我们！”莱伊曼听到妈妈在祷告，她低声背诵着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当多伊总统的政府军开始追捕叛乱分子时，利比里亚教会领袖决定开放教会庇护民众。近千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拥挤在圣彼得教堂和邻近的高中避难。但当天晚上，叛军的武装分子带着弯刀和机关枪闯了进来。许多人被砍伤、枪击，妇女被强奸。他们还在农村招募一些男孩，许多是孤儿，称为“小男孩部队”。孩子们管叛军首领泰勒叫“爸爸”。
外国人开始逃离。四艘满载海军陆战队员的美国军舰停泊在海岸外，疏散了美国公民，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进行干预。在教堂惨案发生后不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世界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中东。
我给自己的痛苦划上了界限
莱伊曼一家搬到了离加纳首都阿克拉约30英里的布杜布兰难民营。那是一处144英亩的土地，荒凉而偏僻。起初只有几百人，最后营地住了5万利比里亚人。
1991年5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维和部队进驻蒙罗维亚，成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战斗停止了。莱伊曼请求妈妈让她先回家，妈妈同意了。
莱伊曼回到蒙罗维亚不久后，就得了一场严重的疟疾，发高烧，需要去医院。她不知道如何支付治疗费用。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叫丹尼尔的人，丹尼尔对她照顾有加，19岁的莱伊曼便爱上了他。不久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莱伊曼的儿子约书亚于1993年2月9日出生在一个旧仓库里，瑞典救援人员把这个仓库变成了一家紧急医院。虽然有了孩子，但莱伊曼和丹尼尔的关系开始恶化。丹尼尔有家暴的倾向，有一次，他还带了一个女孩回家过夜。几年中，她生下了四个孩子。后来，丹尼尔不负责任地离开了莱伊曼和孩子们。莱伊曼一边工作学习，一边照料孩子，父母和姐姐也帮了她很大的忙。
莱伊曼回忆：“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94年4月的最后一天。不久之后，我回到圣彼得教堂，这是大屠杀后的第一次。周日的礼拜仪式就像一场葬礼。教堂重建时，会众在一个帐篷里敬拜了好几个月，但我很难不看到过道和祭坛上有尸体的景象。教堂前面和后面都有万人坑，那个月，会众投票决定修建一座纪念碑。后面的骨头被挖出来，和其他人一起搬到前面。巨大的白色starry标志着两个坟墓。我最终学会了从他们身边走过，把我看到的一切抛诸脑后。”
随着战争的平息，人们有时间思考正常生活的问题。莱伊曼的牧师推荐她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卫生部合作的一个项目，培训人们成为社会工作者，为那些受到战争创伤的人提供建议和医治。她从中学到很多关于创伤的知识。
当时，利比里亚正在享受相对的和平，但塞拉利昂的内战自1991年以来一直在肆虐。蒙罗维亚有大约50名来自塞拉利昂的难民妇女，住在一个流离失所者中心，莱伊曼将与其中20人一起工作，询问这些妇女的生活。
“我无法理解她们为什么没有痛苦和愤怒。她们仍然会笑，仍然有希望。我晚上回家时会想，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她们怎么还能有这样的生活热情呢？她们都梦想着回到塞拉利昂。一位女士一边微笑一边谈到她计划如何教当地的孩子唱歌和跳舞，而她只有一个乳房。她逃亡中在检查站被叛军拦住，一个男人看着她在给孩子喂奶，不知什么原因，他向她做了个手势，把孩子推到一边，割掉了她的乳房。
‘你怎么还想回去？’我问她，她看着我说，‘我还能做什么？就这样让他们赢了吗？’这些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突然想起我们在教堂里唱过的一首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与这些女人相比，我得到了很多祝福。我生活在虐待的关系中，但是我有健康的孩子、一张温暖的床、一个在我头上的屋顶。这帮助我给自己的痛苦划上了界限。”
从没有人问过我们的故事
1991年，利比里亚路德会、路德世界联合会合作的创伤愈合与和解项目，在圣彼得路德会教堂开设了办事处。他们特别需要招募一位接触过难民工作的志愿者，莱伊曼得到了这个机会。这是她第一次做和平建设者（peace-builder）。“当我用这个词时，我指的是比谈判、斡旋或签署条约要复杂得多的东西。对我来说，建立和平不是站在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结束战斗，而是去治愈那些因战争而受害的人们，使他们再次强大起来，并把他们带回过去的人民之中。它帮助受害者重新发现他们的人性，它告诉人们，解决冲突不需要拿起枪就可以实现。”
她很短时间里就读了马丁·路德·金、甘地和肯尼亚冲突与和解专家阿塞法（Hizkias Assefa）的书。她特别认同阿塞法的观点，在受害者与犯罪者之间的和解，是真正解决冲突尤其是内战冲突的唯一途径。冲突不解决，两人永远绑在一起，一个等待道歉或报复，另一个害怕报复。阿塞法认为，真正的和解需要四个维度：你必须与上帝、与你自己、与你的环境和解，最终与冒犯你的人和解。和解的前提是袒露真相，而不是隐瞒真相、文过饰非。
几周后，负责该项目的科雷牧师邀请莱伊曼，为一群北方妇女组织一天的创伤治疗研讨会。在会上莱伊曼用她自己的话阐述了阿塞法的理念。她说：“你们身处苦难的山谷，一个充满愤怒、沮丧和痛苦的地方。伤害你、强奸你、杀害你家人的人也在这里。如果你还在生那个人的气，如果你还不能原谅他，你就被他束缚住了。当有人冒犯了你，而你却没有放手，每次你看到他，你就会气喘吁吁，或者心跳加速。如果创伤真的很严重，你会梦到复仇。
在你的头顶上是一座和平与繁荣的山，我们都想去那里。但是当你试图爬那座山的时候，你没有原谅的那个人会把你压垮。是否放手是一个人的选择。没有人能告诉你要为一次死亡哀悼多久，或者为一次强奸而愤怒多久。除非你打破那条链子，否则你不能继续走。”
1999年的一天，“西非国家建设和平网络”（West Africa Network for Peacebuilding）的创立人萨姆·多伊（Sam Doe）找到莱伊曼。这个组织的使命是通过建立跨国界的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来促进和平。莱伊曼常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
在一次女性会议上，晚上四十名妇女围成一圈，发言者拿着蜡烛，好让其他人都能看到她的脸。“我原以为会听到战争的消息。但是妇女们分享的故事早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第一个发言的人向我们讲述了她的丈夫，他无休止的性需求给她带来了太多的孩子，她从不相信自己作为一个人有任何价值。一个母亲谈到了她十几岁时开始的一段被虐待的婚姻。她讲完后，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地哭起来。每个人都说着同样的话：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女人们连续讲了5个小时，直到凌晨3点。”
对于莱伊曼来说，创伤愈合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在非洲，很少有母亲会和女儿谈论性，许多被强奸的妇女从未告诉过她们的家人；这种羞耻感会让每个人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她们。每个人都独自承受着痛苦。
不久，莱伊曼在蒙罗维亚也建立了类似机构，名叫“妇女和平建设网络”（Women in Peacebuilding Network）。在启动仪式上，包括塞拉利昂、几内亚、尼日利亚等16个西非国家的妇女来到现场。
在一个有50名妇女聚集的小庇护所里，她们分享各自在战争期间的经历。一个年老的妇女杵着拐杖激动地对莱伊曼说：“不要停下来！联合国给我们带来了食物、住所和衣服，但你带来的却更有价值。你是来听我们憋在肚子里的故事的，从没有人问过我们的故事。请永远不要停止。”
让妇女成为凝聚非洲的纽带
莱伊曼开始把精力更多投入到妇女和平建设网络中。200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她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个梦。“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一切都是黑暗的。我看不见一个人的脸，但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命令我：集合妇女来祈求和平！”声音很清晰，她早上一醒来时就跑去跟教会的牧师分享。
莱伊曼说：“那个梦是一切的开始。我们跪在破旧的棕色地毯上，闭上眼睛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把这异象带给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祝福，给我们你的保护和指引，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意义。’”
最终，神把莱伊曼的梦变成了基督教妇女的和平运动。2002年4月，大约20名来自当地路德会的妇女聚集在一起，每周二中午在教堂楼上的小礼拜堂祷告。有时她们也禁食。不久，其他的姐妹听到了，就来加入。她们祷告：“耶稣，帮助我们。你是真正的和平之王，唯一能给我们和平的人。”
6个月的时间里，妇女和平建设网络的姐妹们每周3天外出与蒙罗维亚的妇女见面，传递同样的信息——“利比里亚妇女，醒着寻求和平！”
“‘你好，我是妇女和平建设网络的莱伊曼·古博韦，我想告诉你我们刚刚开始的一个活动。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大家都在受苦。人们试图结束它，也举办了一些大型会议，但我们认为答案在于女性。我们需要站出来参与进来。’”很多妇女一开始回应说：“我们怎么做呢？为什么是我们呢？”“因为你就是那个被士兵强奸的人，就是你的丈夫被杀，就是你的孩子被迫参军。”“是的。”那些妇女理解了，并点了点头。
妇女们把传单挂在集市的柱子上，并分发给顾客。“当她们出售或购买水果和蔬菜时，信息就被传递开。我们安静地工作，没有新闻机构注意到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打根基。”
2003年8月11日，总统辞职，同意流亡尼日利亚。叛军结束了对蒙罗维亚的围攻，美国军队登陆。15日，第一艘国际援助船停靠在港口。妇女们一边哭泣一边唱着赞美诗，冲过布满弹壳的桥，开始寻找食物。
十四年的战争导致25万人死亡，其中1/4是儿童。1/3的人流离失所，35万人住在国内流离者营地，其余的人无家可归。有100万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由于水污染，有营养不良、腹泻、麻疹和霍乱的危险。超过75%的国家基础设施——道路、医院和学校被毁。
精神上的伤害更是不可想象。几代妇女丧偶、被强奸，看到她们的女儿和母亲被强奸，她们的孩子被杀害。邻居们反目成仇，年轻人失去希望，老年人失去了他们辛苦挣来的一切。“对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受到了创伤。我们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但现在我们必须记住如何生活。和平不是一刹那来到，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007年8月，妇女和平建设网络稳步成长，莱伊曼还决定将重点从西非地区扩大到整个非洲大陆，在许多地方，那里的妇女因腐败政权和可怕的内战而遭受苦难。莱伊曼相信，妇女将成为凝聚整个非洲的纽带。“主啊，告诉我们你的旨意。这是你要我们走的方向吗？我们确定是这样。有天晚上，当我打开圣经，读到那句经文，‘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致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记念你寡居的羞辱’。”
2011年，莱伊曼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写道：“我感谢上帝给我带来的一切，以及祂创造了我。我在欧洲、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的路上花了很多时间，我在非洲各地参加会议、举办研讨会和演讲。我把自己当作信使；我的工作是把来自巴萨郡、邦郡，加纳、刚果和塞拉利昂的小女孩们的故事搬上舞台，让他们在全球舞台上被听到。”
（本文参考莱伊曼的自传《Mighty Be Our Powers: How Sisterhood, Prayer, and Sex Changed a Nation at War》及其个人网站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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