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的信仰之谜

编者按：

林肯说，我们不能把上帝当作政治筹码，相反国家是他手中的工具。“上帝也不只属于美国的上帝，他在万国之上掌权”；他说：“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就无法分辨善恶”；他说了对敌人最宽大的话：“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只用爱心对待”。

@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只用爱心对待；坚持正义，上帝既使我们认识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向前，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包扎起国家的创伤——林肯说出了对敌人最宽大的话

@一位女士宣誓作证说，戈里牧师曾告诉她，一切都安排好了，林肯本来决定在这个复活节（被刺杀后隔日）正式宣布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并正式加入教会。

@美国当时如果分裂了，那个理念就失败了，人类的私心就胜利了。在美国最黑暗的时期，他是上帝为美国所准备的最好的礼物和仆人。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文｜临风

2013年，11月19日，美国林肯总统在宾夕法尼亚的国家军人公墓发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150年纪念。林肯总统当时期望通过这样的讲话哀悼因内战阵亡的将士，鼓励支离破碎的国家和家庭。150年之后的这一周，美国各类媒体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可见，尽管岁月流逝，但林肯精神对美国这个国家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林肯是个谜一样的人物。关于他的研究很多，但是，人们无法把他放在任何固定的模子里来解读，让人感觉深不见底。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有深刻的宗教情操。对此人们有很多揣测和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他是个自然神论者，对基督教非常排斥，并举出很多他的谈话来支持其看法。也有人认为他有坚强的基督教信仰根基，圣经是他灵感与力量的来源，使他能够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

真相究竟如何？到底什么才是他信念的基础、力量的来源？

“国家是上帝手中的工具”

南北战争中美国有62万人战死，超过至今所有其他战役的总和。在战时和战后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到底给了人们什么启示？

在北方，亨利·比切（1813–1887）是美国福音派最著名的比切家族新一代的领袖，是福音派的权威。他当时是纽约市布鲁克林《普利茅斯公理会》的牧师，这是当年全美最有声望的教会。在庆祝收复孙特堡的典礼上，他说：“我把这场战争的罪过完全归诸于那些野心勃勃，受过教育，翻云覆雨的南方领袖们。总有一天上帝会将他的审判显明，指责这些罪大恶极的人。然后，这些罪孽深重，不知悔改的叛国者将会被举起，摔下，掉入永远的惩罚。”

在南方，罗伯特·大布尼（1820–1898）几乎是与北方的亨利·比切齐名。他长老会的背景可算比亨利·比切更正统。在他眼里，这场战争的发生是那些“邪恶的废奴主义者”所发动的，这些人恶意地压迫南方人。当有人要求他对北方的长老会同仁稍微和缓一点时，罗伯特·大布尼激动地说：“什么？原谅这些侵略我们国家，焚烧我们城市，拆毁我们家园，屠杀我们青年，荒芜我们土地的这些人？不，我不原谅他们。”

这些都是精研圣经的神职人员，但是不自觉地他们或许都把上帝“驯服”，变成“家神”了。照理说，林肯对圣经的了解应当不及这些名牧们。当名牧们都清楚地认为，上帝和公理都站在自己这边时，作总统的林肯却没有同样的把握。早在1862年，他已经在思索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当时，北方在奔牛镇遭到第二次的惨败。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为了整理自己的思绪，他写下了《静思上帝的旨意》这份文献：

“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在这个大争战中，每一边都宣称自己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行动。当然两边都有可能是，但是一定有一边是错的。上帝不可能同时赞成和反对同一件事。在目前这个邪恶的战争里，很有可能，上帝的目的与两边的目的都不相同。不自觉地，人的手段反而变成上帝用来完成他旨意的工具。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场战争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是他的旨意让它并没有马上结束，上帝不再是一个被人驯服的神祗，好像是属于美国的上帝，他是在万国之上掌权的。”

明显地，林肯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把上帝当作政治的筹码，相反地，国家是他手中的工具。这种对上帝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远远看到历史的长河，并看到历史背后的上帝。他没有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比起那些高喊：“上帝祝福美国”的人，林肯的胸襟要宽大得多了。

这样，他放下自己的主见，询问上帝，既然你没有让战争结束，你的旨意究竟如何呢？于是，他逐渐看清楚了，这场战争不仅是统一南北的战争，更是场废奴战争，上帝要消灭美国的奴隶制度。当林肯认清这点以后，他更是勇往直前。他放下自己的利益，对真理的那种坚持和毅力，正是他伟大的地方。

众所周知，《葛底斯堡演说》是林肯总统最著名的演说。这个惨烈的战役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他不但讲到《独立宣言》中“凡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他并且呼吁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于神佑之下有个新生”。据说，这个“神佑之下”一词原来并不在讲稿上，是他临时加进去的。

人类历史上对敌人最宽大的话

因为小儿子的去世加上战争的重担，林肯逐渐感觉这个世界只有上帝是可靠的。这次来到葛底斯堡，看到双方数万个战死者坟墓上的十字架，他深受震动。据说，就在那里他接受耶稣基督作个人的救主。

1864年夏天，有次林肯邀请好友约书亚·斯毕德晚餐。当斯毕德来到时，林肯正在读圣经。斯毕德对他说：“我很高兴看到你做些有益的事。”但是，“如果你已经从怀疑中恢复，很可惜我还没有。”林肯站起来，把手放在斯毕德的肩膀上，慎重地说：“老友，你错了。这本书，你可以用全副的理性去阅读。在理性不足的地方，你要运用信心。这样，不论生死，你都会是个比较快乐，比较好的人。”

林肯总统第二任就职演说是在战争结束的前夕，是他被刺41天前发表的。这是他自己认为最好的演说，也是所有美国总统演说中最具基督教气息的。在美国历史上，这是总统就职演说第二次引用《圣经》，第一次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所引用。

此次演讲可以说是表达他基督教世界观最清楚的言论。整篇演讲没有丝毫自以为义，对上帝的主权、恩惠和宽容有着深刻的体认。文中至少有两次是直接引用《圣经》经文（马太福音18：7，诗篇19：9）。真是字字玑珠。

双方都读着同一部《圣经》，向同一位上帝祈祷；每一方都求上帝帮助他们那一边，而反对另一边。这看来或许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人公然敢于祈求公正的上帝帮助他从别人的血汗中榨取面包（即：奴役他人）；不过，让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以免自己遭到论断。双方的祈祷不可能都得到回应；任何一方的祈祷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全能的上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

然而，如果上帝一定要让它（战争）继续下去，一直到奴隶们通过二百五十年的无偿劳动所堆积起来的财富烟消云散，一直到，如三千年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用鞭子抽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剑刺出的另一滴血来偿还。到那时，我们仍然得说，“主的审判是完全公正无误的”。

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只用爱心对待；坚持正义，上帝既使我们认识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向前，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包扎起国家的创伤，关心那些为战争作出牺牲的人，关心他们的遗孀和孤儿——尽一切力量，以求在我们自己之间，以及我们和所有的国家之间实现并维护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这时，虽然胜利在望，可是战争还没有结束。他这句“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只用爱心对待”一点火气也没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对敌人最宽大的话了。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当胜利在握的时候，上帝往往是为他们背书的“家神”。这位信仰被质疑的总统，他对上帝主权的了解，反而是如此地深刻，对敌人竟然是如此地宽大！这不就是他个人信仰最大的写照吗？著名历史学家乐马可认为：这篇就职演说背后的神学理念不但超越了其他所有美国的总统，也超越了美国所有的神学家。

“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就无法分辨善恶”

1846年，林肯与一位有名望的布道家彼得·卡莱特竞争国会议席。就跟一般的政客一样，卡莱特希望把林肯的宗教信仰当作炒作的议题。为了对“不信派”的指控作回应，林肯只好站起来为自己辩护，他出版了一个文件，文中他没有直接否认他人的指控，只是声明：“别人宣称我不是任何教会的会友，这是事实，但是我从没否认圣经的真理；我也从来没有对任何宗教有不敬的言论，更没有毁谤过任何基督教的宗派。我自己不可能支持任何一位嘲笑宗教，或是作为宗教的公开敌人。”

在《草原时代的林肯》一书中，讲到林肯有次去参加卡莱特的奋兴会。在聚会结束时，这位炙热的布道家要求所有想去天堂的人都站起来。当然是反应热烈。他又要求在场所有想下地狱的人站起来，当然是寥寥无几。林肯没有对两个选择作出任何回应。卡莱特开始点名了：“林肯先生，你没有对想要去天堂还是去地狱做出任何表示。我倒想问你一下，你到底打算去哪里？”林肯回答说：“我来这里本没有打算会被人点名问话，但是你既然已经问了，就让我坦白地告诉你吧，我打算去国会。”

这是标准的林肯，有机智、有幽默。“诚实的亚伯”不会说谎，可是也不至于被人玩弄。但也可以看出，他在故意回避这个问题。

一些非常接近林肯的朋友们认为，从政以来，他对宗教的立场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又有一些人，包括他的妻子和他常去教会的戈里牧师，认为他最后几年对信仰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许多传记的作者和百科全书，因为取材不同，对他的宗教信仰也都莫衷一是。

要了解政治人物真正的信仰本来就不容易。林肯演说中经常提到上帝（但是几乎不提耶稣），引用圣经。但他虽然出身于基要主义的家庭，自己一生从却没有正式加入过任何教会，没有受过洗，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也一向保持缄默。所以，他的改变很可能是在阅读和静思中获得。

战争期间，林肯在北方宣布解放黑奴以后，有一批马里兰州得到解放的奴隶送给他一本圣经。1864年9月8日《华盛顿早报》报道这事，记载着林肯的回答：“关于这本伟大的书，我只能说，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救主赐给这个世界所有的好处都经过这本书传递给我们。如果不是它，我们就无法分辨善恶。所有对人类福祉最相关的事，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都可以在这本书上寻到。”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政治人物的场面话。

“只有上帝是可靠的”

林肯生长在南方一个穷苦的农家，没有任何特权、地位和正式的教育。他所生长的环境更接近早年的清教徒，而不像是启蒙社会。这里的人不懂得寻找自我，不会去寻求“上帝在我身上美好的计划”。在这里，百姓不需经过思索，就通通相信上帝和那看不见的世界。他们对教义没有那么在心。他们接受命运，企图胜过罪恶，在各样的灾难、死亡和艰苦的环境中，希望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最基本的安宁。在这样的环境下，林肯家里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本书，《圣经》。喜好阅读的他，因此熟读此书。这是他对基督教信仰认识的第一个来源。

年轻时在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州的日子里，他发现那些为着信仰立场而引起的辩论，那些循理会、浸信会、长老会、门徒会、普救论者和“村野无神论者”间的争吵，让他感到厌烦、可憎。他对那些教义上的争论毫无兴趣。这可能也是他对自然神论的人文主义者汤玛斯·潘恩开始感兴趣的时期。我们知道，潘恩是坚决反对基督教的。

他一生所遭逢的许多不幸，母亲和妹妹的早逝，两个孩子的早夭，战争带来的死亡，都深深地影响着他，让他深思，也让他无法接受一些简单的答案。可是，虽然表面上他对宗教不很关心，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有着深刻的道德意识和宗教感，对超越人类极限的上帝，“凭己意”做事的自由有清楚的认识。这种品质在战争时期更为可贵，让他能够尊重上帝的主权，而不是利用上帝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极少人可以有资格被称作是林肯的导师，他许多的观点都是从自修和默想中悟出，在信仰上尤其如此。林肯曾经二度丧子。在战争最险恶期间，1862年11岁的威里早夭，最让他伤心欲绝，他好几天无法做事，有人发现他把自己关起来，痛哭了一天。根据林肯夫人的叙述，从这时起，他开始对信仰发生了兴趣，开始经常去华府《纽约街长老会》聚会，并且在教会里租了一个固定的座位。

威里刚去世后，林肯写了封信给一位法官说：“我并没有改变早期对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的救恩计划和圣经的由来都无法自圆其说。我这种感觉与时俱进，也看不出有改变的需要。”可见，威里刚去世后，他心里充满了矛盾。

林肯去世后，有人来问《纽约街长老会》的戈里牧师，林肯是否是“不信派”，牧师回答说：“我绝对不相信这个指控。至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没有这个痕迹。我经常与他谈论到圣经和基督教信仰的事，他没有任何理由要蒙骗我。我感觉他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教导有深刻而正确的认识。特别在威里过世以后和他去了葛底斯堡的战场以后，他曾流泪地告诉我，他已经对其它一切都失去信心，只有上帝是可靠的。他告诉我，他的心有了改变，他热爱救主，也希望在不久后做个公开的表示。”

林肯被刺杀后，一位新闻记者报道，林肯已经到了加入教会的边缘。这个说法有另一个旁证。虽然戈里牧师自己并没有提过，有位该教会的女士宣誓作证说，戈里牧师曾告诉她，一切都安排好了，林肯本来决定在这个复活节（被刺杀后隔日）正式宣布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并正式加入教会。

林肯总统出身贫寒，看起来似乎并不起眼，但他绝非寻常之辈。他虽然绝对诚实，无论公私，不会为了迎合人，说些违心的口号或是做些违心事，包括他对信仰的态度。但是，他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例如，在1861年上任时，他违反了“功高震主”的顾虑，起用了几位最能干的政治对头作内阁。想想看，他本来是这批精英所瞧不起的“乡村律师”，而这些人个个有自己的野心。认为“彼可取而代之”。搞不好，他会成为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傀儡。结果在经历各种试炼之后，他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尊敬和友谊。在形势险恶的内战和内斗的阴影之下，除了以操守和品德服人以外，他更具有超凡的政治智慧和魄力。

他一生对有组织的宗教所表现的犹豫是绝对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对上帝的认识似乎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信仰正是作为领袖一个重要的素质，让他不会被现实淹没，也没有被私欲蒙蔽。他的言行风范，虽然可能不合时尚，但是，直到今天，林肯总统都足以作为我们的典范。

他所争的不是政权，更不是狭窄的政党利益。他就是为了维护“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个独立宣言的理念而生。他所坚持的就是美国开国的理念。美国当时如果分裂了，那个理念就失败了，人类的私心就胜利了。在美国最黑暗的时期，他是上帝为美国所准备最好的礼物和仆人。林肯的信仰以及他面对上帝的谦卑态度，使得上帝能够使用他。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需要这样无私、有远见的领袖，带领国家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