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圳企业家的转变：从“老虎”到仆人

导读：从深圳一个默默无闻的仓管员，一夜之间变成一位众望所归的国企总经理；林强随后又遭遇被联名罢免的风波，却因为他从“老虎”型管理者变成仆人式领导而平安度过；且从一个移情别恋的中年迷失男，变成了重新回归家庭的好丈夫；这一连串危机是如何变成转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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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林强整理| 王飞雪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我算是个“60后”了。小时候，我在内地的农村长大，1992年因工作调动来到深圳，到现在也快18年了。在此期间，我曾遭遇过事业和家庭都山穷水尽的危机，但随后都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折。回想起来，正是上帝在我还不认识祂的时候就开始掌管、带领我的人生道路，一直到我来到祂面前。今天的我感恩于人生磨难的际遇，更赞叹于上帝作为的奇妙。

我要把这堆刺吃下去

1992年8月1日，我来到深圳。那时正好是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在经历过一次大的调整后刚刚复苏，当时社会上升腾起一股巨大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和当时很多因理想主义破灭而转向现实追求的年轻人一样，我来深圳的目的也很明确：发财。

我们公司的前身是某省外贸的深圳总代理公司，我来这边工作属于系统内部的调动，刚来时我对公司有很大的期望值。按理说，这里是特区，又是外贸公司，就应该是前沿阵地的前沿嘛。但我到这边一看，还是有很多体制上的局限：我们公司属于国有企业，人际关系特别的复杂，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考虑这些。

到公司后差不多前六七年的时间，我都比较郁闷，或者说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我调过来之后，做过外贸业务员、财务会计，也在公司的宾馆和酒楼做过，但一直都是普通的基层员工。几年下来，我对公司感情也是非常的复杂，觉得长期耗在这里不合算，但1998年我得了一场大病，这让我体验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若是离职的话又有所顾虑。正当我在矛盾中下定决心准备离开时，机会突然来了，公司需要改制。

从1996年开始，我国外贸体制发生很大的转变——垄断经营放开了，作为我们原来服务对象的那些进出口公司纷纷破产，公司的业务量也随之急剧萎缩。作为某省外贸在深圳的“窗口”公司，历届省里的领导都很重视这里，每换一届分管的省长，我们的老总一般都会换。公司领导层的频繁变动，使得公司无法应对变革的环境，也失去了许多机遇。到99年的时候，公司已经亏得一塌糊涂了，发工资都要靠银行贷款。不光是经营上的亏损，关键是公司从上到下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对我个人而言，经历大手术回公司以后，就一直在公司宾馆的一个小仓库里面做管理员，每天就干些整理床单之类的活。期间我读了个MBA。说来很巧，当时我们MBA班的同学发起组建了一个管理咨询公司，决定租我们公司的办公楼办公，这样我就去找我们公司常务副总沟通。后来，这位副总通过我跟我们的指导老师熟悉了，大家就公司改制的话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没过多久，这位副总成了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那时，正好国家也出台政策，对国企改制大力倡导。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就成立了改制领导小组，把我作为员工代表吸收进去。这样，我们的管理咨询团队能够通过这个渠道，把MBA课程里学到的最先进的管理理念运用到改制当中，形成了最后的方案。这一次改制是我们公司的第一轮改制，公司首先通过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改革，让员工持有一定的股份，持股员工有权选择一位自己的总经理。我以80%的得票率被选进新一届的班子，做物流公司的总经理。

从一个准备辞职的仓管员一夜之间变成总经理，我把它归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公司没有别的出路了，绝大部分员工都期盼公司能够有一个新的面貌；我虽然长期在基层从事业务工作，但我敢于承担责任；作为职工代表时能够从职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群众基础不错；我又读过MBA，有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整个改制过程当中，我跟董事长，有很好的沟通，他是位知人善任的好领导，愿意重用年轻人。所以说是领导拉了我一把、员工推了我一把，我才得以走上这个岗位，和大家一起经营这个公司。

上任伊始，面临不断下滑的业绩、几千万元的贷款、参差不齐的员工素质，记得当时我对董事长感叹道：“原以为这是一堆硬骨头，过来仔细一看，发现这不是骨头，而是一堆刺，那我就要把这堆刺吃下去”。

幸运的是，我上任那年正好赶上了非常有利的外部形势：深圳市正式把物流列为支柱产业，从政策上有一些支持；当时一些大型的国有家电企业也正在进行改制，希望撤销在深圳的办事处，把仓储配送环节交给第三方物流公司来做；而我们公司所在的物流园区靠近深圳市中心，正好面向城市配送。这样，我们在自身优势和客户需求方面找准了结合点，很快就把这部分的客户引进来，进而产生一个积聚效应。

不到两年时间，我们公司就成为深圳市名符其实的家用电器配送中心，这是我们打的第一个翻身仗。那时整个仓库大概80%装的都是家用电器，国内外所有的品牌几乎都在这里。改制后，公司第一年就减少了亏损，到第二年就扭亏为盈，有几十万的利润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按照改制方案，将公司的组织结构、考评制度、企业文化等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两年下来，公司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局面。

然而，人的骄傲是特别容易滋长的。当时我觉得，只要给我一个支点，虽然不能把地球撬起来，但这块物流园区是能够撬起来的。我跟董事长夸下海口，要把整个物流园区都纳入我们名下！

员工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老虎”

正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戏剧性地发生了：原来选我当总经理的那些员工，差不多有一半联名写信向董事会要求罢免我，其中包括我亲手提拔的副总和部门经理——我亲手培养的得力干将、跟我一起走过前面两年风风雨雨的亲密同事！我非常震惊，也很想不通。于是，我去找一些员工私下谈话——他们居然流着眼泪说跟着我干事觉得压力太大了。我还得知，员工们背后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老虎”！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两个晚上一分钟都没有合眼，头发也掉了好多。在痛苦的反思中，我意识到，尽管自己的工作能力得到员工认同，但在管理上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我自己是个工作狂，也要求每个员工都是工作狂。我希望自己承担100斤的压力时，他们的抗压能力也是100斤。但我忘了，在不同的管理层面上、不同的岗位上，分摊的压力应该是不一样的。最后，经过董事长与员工代表协调，在我承诺不打击报复并尽量去改变自己工作方式的情况下，风波才得以平息。

这时，企业经营成功给我带来的喜悦再也没有了，我发现自己做人很失败，心里沮丧到极点。一方面，我真的想做一个好领导。另一方面，我发现要做好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上下层对于管理者的期待不一样的。究竟什么是“好领导”？缺乏一个绝对的标准让我可以去依靠。

这件事之后我回了趟老家，一为了是放松，二是想弥补一下失落感，看到自己从这么个小村落里辛苦地奋斗过来，想从中寻回自己原始的奋斗动力。重回深圳，我有了一些改变，但其实只是表面上收敛了一点，并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换句话说，这种改变对我而言是被迫的，是强压下的妥协。我常觉得自己是分裂的：一方面希望改，一方面秉性难移改不了。

比如跟员工说话，上午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满脸笑容、和蔼可亲，但是中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到了下午的时候，员工一进来就发现老板又冷若冰霜了。这样一来，员工们就更没有了安全感了，他们心里没底，“老虎”又恢复原来的面目怎么办？虽然你承诺不报复，但谁知道你会不会报复呢？其实不仅是他们，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可怕，心里也非常地难受。

这种状况到了差不多两年后才得到明显改观。因为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真正的改变，也是从内心开始的——那是在2004年我信主之后的事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的默默支持、包容和忍耐，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觉得自己已经移情别恋了

在婚姻上，我受父母的影响很大。他们是青梅竹马的中学同学，尽管曾因父亲工作的原因，他们两地分居二十六年，但他们一辈子感情非常好。我妻子和我也是中学同学，1992年就结婚了。

1998年的那场大病是我生命中的一大转折，虽然有朋友同事关心，但最大的依靠只能是家人。那时父母从老家来到深圳，带来了一辈子的积蓄。而我妻子则默默地撑起一个家。她以前一直是个很柔弱的女人，但面临这么大的压力事，她表现得很平静、很坚强。她每天挤公共汽车到幼儿园接送女儿，同时在单位上工作干得一点也不马虎，晚上还要到医院照顾我。她没有在我面前流过眼泪，也没有叫过苦。这个经历对我的安慰挺大，我也暗下过决心，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家。

但是，在公司改制的头几年中，我可以说完全忘了这点，成了一个工作狂。那时候全部的心思就是怎样为公司赚更多的钱。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公司处在从亏损到盈利的重要攻坚时期，需要全心投入其中；但另一方面，我投入的方法是否得当，确实值得反思。

举个例子，我们家到我办公室距离不到500米，但是我几乎没有正常回家吃过中饭，都是由我爸妈或妻子给我送来办公室。晚餐也常常是这样，有时候甚至顾不上及时吃，真是到了所谓的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我确实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做法伤害了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自己幼小的孩子，那时忙得根本没有时间管她。

而且我发现，如果我们在职场当中跟同事关系处理不好、跟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往往也是跟家人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所以这些情绪经常是搅在一块儿的。你想想看，我整天在外面奔波，在公司里面受到这么多的压力，回到家里能给妻子好脸色吗？夫妻吵架就影响孩子，父母也跟着很难受，觉得压力很大，他们也希望一家人能和睦相处啊。有时候夜深人静突然醒来，我发现妻子一个人在默默地流泪，我问她有什么伤心事？她说：“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很压抑，没事的，你睡吧……”。

可以说，正是家人尤其是妻子的长久包容和忍耐还有支持，我才得以顺利度过那个重大关头。我后来常对人说：“我能有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娶了一个好太太！”这是真的。我俩认识20年了，在感情方面算是一帆风顺，但没有想到，后来竟然也受到一次莫大的考验。

随着公司改制成功、业绩日益增长，原来要罢免我的那些员工现在也非常卖力地工作，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人往往在顺境中特别容易掉以轻心，而且偏是出在你自己最自信的那个地方。

当时我参加了物流硕士班学习，班上正好有位女同学跟我是老乡。她显得很阳光，我们在一起有讲不完的话，我可以分享我的企业管理经验，而她有非常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正好可以弥补我在这方面的缺乏。一学年下来，突然我发现，我跟她必须每天都有联系，包括网络聊天，如果有一天或者几个小时没联系的话，我觉得心里面就失去什么东西了，这对我是非常危险的信号。虽然没有别的什么不道德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心理距离已经很接近了，我觉得自己已经移情别恋了。

当时，内心中有一个声音说：“我需要一个事业上的知音来帮助我，那么非这个同学莫属。”但是又有另一个声音说：“这只是工作上的理由，不能成为感情上出轨的借口。”这种经历是很痛苦的：理智告诉你不能那样做，但是心里面有一种欲望，而且好像已经上瘾了……

我一向自信的夫妻关系出现急剧恶化，后来到了一种地步，比如我们同学总是一起去卡拉OK、去酒吧，我妻子担心我的健康，就打电话催问我让我早点回家，我却很反感。记得有一次电话里面跟她吵起来了，我跟她吼着说：“你不要管我，只有我自己能管我自己。”但是这句话一出口我马上就后悔，因为我意识到我自己管不了自己，我的心已经日益刚硬冷漠了。

我的污秽靠自己洗不净也解决不了

理智和欲望的交战越来越痛苦，记得我曾经跟妻子说：“我希望今天晚上睡过去，明天不要再醒来。”夫妻关系的恶化比事业的挫败更痛苦，这是我以前没有料到的。有一段时间，实在是太难受了，我突然记起以前有朋友送过我一本圣经，于是我跟妻子说：“我们去教堂看看吧。”

2004年2月22号晚上，我和妻子一起去到深圳罗湖区一个很古老的教堂。当时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连圣经都没读过。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牧师讲道的内容已经忘了，让我最感动的一刻就是讲道之后唱赞美诗的时候。一唱那歌词，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然后就感觉有一股暖流从我的头顶灌下来，流到全身，我突然觉得心里面最阴暗的那个地方被阳光——非常柔和的阳光照进来，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顿悟”了，或者说被圣灵浇灌了，反正全然释怀了。

聚会结束后，有一热心姊妹过来向我们传福音。我当时心里还在嘀咕，自己好歹也是个企业的老总，又是在拿第二个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跟这么一个家庭主妇来做认罪祷告，心里很是抵触。但是，我知道自己确实是个罪人，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真的有污秽罪孽，而且靠着自己是洗不干净、也解决不了的。知罪赎罪的念头一闪现，我很快就压住了自己的优越感，谦卑下来，跟她做了认罪决志的祷告。那一刻，可以称为我人生的分水岭，之后，我全部的价值观就开始慢慢改变了。

很感恩，我和妻子是同时决志信主的。我妻子非常理解我，并开始用上帝赐给她的爱和智慧来帮助我，不住为我祷告。终于，我从感情泥潭里面走了出来，理顺了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后来，我妻子还和这位女同学成了很好的朋友，这让我不得不叹服上帝翻转的大能！

后来我在团契里带查经小组时，发现圣经里面对此有明确的信息：神是第一位的，家庭是第二位的，工作是第三位的。我过去为了工作上的事情，损失了许多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且当家人提醒的时候我还振振有辞：我工作也是为了挣钱，挣钱不也是为了家人吗？但是经历过这些事后，我才发现，其实对家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往往不是钱，他们最需要的也不是你跟他讲这些道理，他们最需要的是关爱。

中国人本来对家庭是很重视的，我们经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我们往往是为了钱——说得冠冕堂皇点是为了工作，为了事业——就把家庭放在后面了。不过，我发现这个观念要纠正过来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现在，比方说同学约聚会，我会很坦诚地跟他说：“对不起！今天周末我们家孩子从学校回来了，我要跟孩子在一块。”或者说：“对不起！昨天我跟妻子约好了，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吃饭。”以前是不好意思这么拒绝的，但现在真的这么说出来以后，我发现同学、朋友他们也很容易理解接受，并且会受到感染和影响。

人心隔肚皮，要管是管不住的

信主之前我读过MBA，学了很多西方管理的理念，包括对人性的假设、需求层次理论等等，我总想用这些方法去管理，虽然这些方法对企业经营有一些果效，但对于做人是很失败的，从那次罢免风波就可以看出来。

罢免风波后我是有改变，但我信主以前的那种改变是被迫的，我自己不痛快，没办法而为之；后来我信主了才发现确实是我自己有问题，我才真心愿意改变我自己，“重新做人”。我也领悟到，人心隔肚皮，要管是管不住的，只有用一颗满怀着爱的心去尊重员工，才是管理的“王道”。

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公司进行了第二轮改制，我再次当选为总经理，而且还进入了董事会，我也从中感受到员工们对我的再一次认同和宽恕。我想很大部分也是因着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员工能感受得到，这个人原来是“老虎”，现在确实不再是“老虎”了。

在公司的业务经营方面，面对客户，我同样有了很大的转变。简而言之，我更能够坦诚地开放自己。我们是在国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周边的同事会有一种提防，对客户也会有一种提防，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我和别人打交道，首先愿意用善意的方式对待，然后看他的反应，再做下一步的判断。

在要求员工用最好的态度对待客户的同时，我们还发明了一个营销的制胜法宝，就是公司每一张客户服务单据上面印有一个电话号码，就是我的手机号，这样，我们首先表达出来的是对客户的一种心态，我真心实意地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一种安全感：你要有问题就一定能直接找到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另外一方面，对我们的员工，他在外面遇到任何问题，包括他在工作当中有什么委屈、困难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打我的电话，我这个电话总是畅通的。当然，不光营销上是这样，管理上也是这样，公司库区都公开有我的手机号码，这对公司管理制度的贯彻也有很好的效果，因为我们工作会议上定的东西，各个部门都在执行当中，执行得怎么样？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每一个服务对象很清楚，每一个员工很清楚。

还有在公司管理中，我变得更宽容，能尽可能友善地对待员工。农民工来到公司，我们一方面跟他们签合同买保险，另一方面也很尊重他们的自由度，比如他要是觉得其他公司比我们这儿更好，我们都会很开放地去对待离职的事。有些员工他可能犯错，没关系，他犯错承担后果就OK了，我犯不着去伤害他，特别是从感情上去伤害他。

我对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交待过，只要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员工，如果有新的用人单位来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我们在介绍真实情况时，一定要站在有利于他们未来发展的角度。我想，作为一个高管，我自己都犯过错误，不能要求员工任何时候都是对的。

比如，前一阵有一个员工离开我们公司后，去了另外一家物流公司，也负责仓储这一块。有一次他们公司需要租仓库，比较来比较去，他觉得到我们这儿租仓是最合适的。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现在到了某物流公司工作，希望到我们这儿来租仓库，我说：好啊，热烈欢迎啊！其实，当时我们公司的仓库还有一部分没租出去，我正为此着急呢。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可以说这些员工出去后，也算是我们培养的物流界的精英。深圳市劳动局授予我们公司“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称号，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这个荣誉，但可能政府和社会看到了我们的服务心。

现在，我每天进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前都要先祷告，先安静寻求上帝的旨意，如何尽忠职守。如果可能，我希望45岁能退休。当然，退休不意味着游手好闲，只是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商业上，而是做些传福音方面、婚姻家庭辅导和亲子教育方面的事工。

信主以后，我回顾已过的人生路时才看清，人生每个重大的危机中其实包含着转机。首先就是要敬畏上帝，谦卑自己；其次就是要遵循生活中的优先次序，上帝第一位，家庭第二位，工作第三位……这样，不管风吹雨打，你都会觉得自己有一个高度、一个全局感，有一个永恒的观念。

人们常说：“深圳是个日新月异的移民城市，在这里，你常常会遇见意想不到的危机和挑战。” 许多深圳人都在寻求一种漂泊中的宁静，感谢主，我已经找到这种心灵深处的真平安，这份平安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来自永恒。

（本文转载自《海外校园》101期, 经作者同意，有部分修改，题目及小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