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信主前我就不拿病人的红包，这是我的底线，但药品回扣是收的。信主后就不平安了，不再收回扣了。当经济杠杆撬动医生的良知和职业道德时，人很难靠自身抵挡。当我们有信仰时更看到罪性的真实：人性当中恶的东西是赤裸裸的，人里边的道德没法与利益的诱惑抗衡。
《境界》独立出品《医疗之光》
采访| 记者 王东莉
受访嘉宾| 周 明 原北京某三甲医院胸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现为牧师
李进城 北京某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录音整理| Amy、Deborah
这个五月，病人死去，医生也死去。继5月5日广州医生陈仲伟被病人砍死后，5月18日晚湖南一五官科医生也被病人家属殴打致死。之前，大学生魏则西去世。这个五月，医患双方似乎急速滑向互害型关系。在两篇相关文章后，《境界》继续访问两位在职或曾经的基督徒医生，请他们分享自己在职业中共通的挣扎和超越医学本身的对生命的体悟。
医生不是修理工
《境界》: 你对近来医疗领域不断出现负面新闻有何看法？
周明：这类事件实在太多，做为一名曾经的医生，我的感受很复杂。先说魏则西事件，一个得严重疾病的人去世，这本来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事情，因为有些疾病，尤其象他得的滑膜肉瘤被治愈的可能性，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极低，死亡是需要面对的实情。但因为这个病人在寻医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与社会相关的事情，所以这个事件就被放大了。一个年轻人因病去世，只能说可惜，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会导致本该可以相信的媒体、可以相信的互联网，以及医院本身的三甲资质，都让人不能相信了？这个社会的公众信任度到底从哪里能够得到？这就是让大家愤怒的地方。这个社会现在有太多虚假的东西，这是所有人需要深入思考的。
医疗与社会有很大的关系，国外很多医疗改革都跟整个社会有关系，所以我想，医疗其实可以折射出现在中国社会的状况。就像魏则西事件，你不想进去也被卷进去了，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整个社会系统让你受伤，系统性的腐败是很可怕的，进到这里面谁也逃不了，在某种意义上，个人根本没有办法与整个系统抗衡。
这些年来杀医事件不断出现，非常令人痛心。尽管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但不得不承认，这与医疗工作者的医德医风逐渐下滑有较大的关系。
李进城: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为了避免疾病的伤害而存在，但最后医患关系却以伤害来结束，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中国社会传统意识里对医生的看法就不那么合适，这源于中国人对自身、对人的看法的问题，我们民族整个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不知道人是上帝创造的，有着我们认识不到的复杂性。如果认识不到的话，你就会觉得人体是机器，你做医生就是修理工，你就应该把它修好，我花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不能修好？实际上这个认识是非常错误的，西方成熟社会对人体的复杂性认识比较好，他们知道医生只是来帮助你的，不是修理工。
一些患者与医生的冲突实际根源来自对生命的敬畏和认识的缺失。一方面患者的期望值很高，他认为就像一部车我需要换个零件；另一方面医生在沟通时也没做到把自己对生命复杂性的认识传递给患者。当然我们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而是要用真正能影响到患者的一种沟通方式。
当医德被回扣撬动
《境界》：你的从医经历中是否也曾为回扣苦恼？
周明：我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成为一名胸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2010年辞职奉献做了牧师。我学医是章1980年代，从那时起到1995年以前都觉得医生有崇高的社会职业形象，应该救死扶伤、不计较个人得失，加班加点都不觉得要有报酬，认为这是医生的职业所应该有的。
但这些年尤其近十年，由于药品回扣等问题导致医生的职业形象越来越不好。在中国，药品回扣对药厂来说相当于是它的营销手段，但这个方法等于把医生群体整个腐化侵蚀了。年轻的医生一进来，他就可以拿到这个钱，并且在工资还不高的时候，他会不想要吗？当经济的杠杆来撬动医生的良知和职业道德的时候，我觉得人很难靠自身抵挡得了。随着时代变化，我看到越来越多行医的行为已经偏离了医生在职业道德方面应该有的取舍。
信主以前我就不拿病人的红包，这是我的底线，但药品回扣是收的。信主后就不平安了，不再收回扣了。很多医药代表来找我，我第一个方法就是和他们谈，从专业的角度你这个药跟其他同类比为什么贵一点？假如你也是一个病人，你也会觉得这个费用花得冤枉，这是我拒绝回扣的第一种方法。第二种就是你要给所有人个人性回扣，那我们宁可不要回扣，宁可你们给我们一些学术上的支持，业务上的支持。
这种首先它不是最好的，也是变相的回扣，但起码能够阻止一点个人性的诱惑，我只能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平衡，尤其当你是某一个科室方面的负责人，你就更加容易变成一个中箭的人。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后来想要放弃工作的一个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上帝对我有全职服侍的呼召。
除去体制的问题，在工作中确实让我看到了人性当中那些恶的东西，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当我们有信仰的时候就更加看到罪性的真实：我们里边的道德没办法与利益的诱惑抗衡。
李进城：我1994年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就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了十年后于2004年到美国留学，我在美国开始也打算在那边考医师执照行医。但当我考过了住院医生以后，上帝感动我回到中国，现在我服务于一家私立医院，也在一间教会服侍。我在2005年信主，《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认识到人真实的光景。做为医生，上帝让我看到人是不完全的，不但是躯体上，心灵上也是不完全的。
我想中国的医生除了和全世界的医生一样，需要面对一个难以完全认清的人体的奥秘以外，还要面临体制问题。中国的医疗体制不符合市场的价值规律，医生得不到合理报酬，再加上人的贪欲，人就会想各样的办法，其中就包括灰色收入，这也是医患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
前段时间我们小组查经查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到“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作为基督徒医生，我们要远离暗昧无益的事，当然现在中国不仅是在医疗行业，其他行业也面临很多黑暗，主也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大环境很差。
我从国外回来后进了一家私立医院工作，再加上主的保守，相对而言在回扣部分面对的境况要好得多，但即使如此也有医药代表找我，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推荐一些医疗方面的新产品，我需要的信息是怎样用你们的产品来帮助我的病人，我不需要你里面有什么销售方面的政策，包括你的回扣有多少、提供多少便利给我。医药代表逐渐就不找我了，感谢主让我远离这些。
其实医生不能掌握生命
《境界》：医生的职业以及信仰使你对生命的看法有了哪些不同？
周明：像我这种专业的人，每次心脏手术之后都会面对病人的生死。有些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我们经常说他们“多一个心眼”，他的里边多了一个窟窿，这种小孩来的时候都很可爱。我看到有些孩子活蹦乱跳来的，但可能他活不了；而也有些病得很严重的孩子，我们说这孩子很可惜可能活不了，但他可能做了手术能活。这就是医学中的个体化差异，俗话说就是命好。那个时候我也会想，人的生命不完全在医生手中，医生只能完成他能做的修复工作，但是生命是谁赐给他的？谁能让他活下来？谁在掌握人的命运？
2003年SARS期间我们医院是定点医院，我也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后来又调到最危重病人的病房去。当时整个医院很多医护人员的心理状态都很波动，这很自然，在那样紧张的气氛里，每个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很真实的。我第一次体会到生命原来很脆弱，因为你吸个空气都可能会得病。那时候我刚刚有信仰，弟兄姊妹建议我读《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上帝的话语真的很给人力量，我慢慢就没有什么恐惧了。
那期间我有更深的思考，一方面SARS不是完全靠医生抗击能解决的。如果这个病毒传染性那么强，环境当中有这样一个病人，我们能很快找到很快控制吗？
根本不可能。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这个病要是能够好，从信仰的角度说，只能是上帝怜悯不再继续扩展下去。另一方面我看到人是那么脆弱，一个病毒就会让这么多人一沾染就会出现生死问题，而且也不是所有人感染病毒后都会死，大部分都要看他的自愈系统如何。实际上医生没有医治的能力，只是给自愈体系一些支持，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外面什么药物都没用。
免疫系统或自愈系统，是上帝放在人体里面的，不是人能制造出来的。所以SARS的时候才会那么强调，没有药物可以抗衡。不是说医生没有用，在治疗过程中医生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生命还没结束时，上帝派一个使者比如医生来帮你把问题解决了，让你活着。但你该想想让你活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死亡是迟早要面对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永恒，这都是应该要想想的问题。
我从1985年夏天开始做临床医生直到2010年底，在外科医生的黄金年龄放弃了自己为之工作了25年的职业生涯，因为我有了从上帝而来的更高的神圣呼召。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明白上帝是要使用我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最终价值不仅仅在于健康（病得医治），还有更加深邃和超越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永恒和永生。
李进城：我是妇产科医生，信主前我给孩子接生时只想就是生个孩子嘛，不过是在血气和肉体里所生的孩子。现在面对每个新生儿我有不同的感受，觉得他们是上帝给的恩典，虽然他们的父母可能并不明白上帝的美好恩典，在我眼里看来都是上帝赐予的生命，完全不同的体验。
我有一个学理工科的同学曾经对我说，你们医学发展怎么这么差劲，你看看我们IT业的发展多迅速。我说，IT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但人不是，人是上帝创造的，有非常多我们自身认识不到的复杂性。现在人以为自己没有什么不能掌握，以为医学发展到什么都可以，这是不可能的。对基督徒而言，更进一步，生命不只在今生，在上帝手中有永生。我们的信仰超越生死，对死亡就不那么恐惧，对人生就会有新的不同的看法。
基督徒医生是“海军陆战队”
《境界》：你有没有经历过医患冲突？你觉得医护人员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影响大环境呢？
周明：我个人没有经历过特别不好的医患关系。我觉得对患者的关心以及服务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对他们身体疾病的医治；另一方面是病人在手术后的恢复期间，你去关心他问候他会给他带来内心的安慰。因为目前医生工作的量、职业的压力，很难顾及到每个病人。所以基督徒医生平常一定要保证读经祷告的时间，与主保持亲近的关系。内心的喜乐平安是主赐给你的，面对病人时自然会流露出来，信仰状态不好装不出也做不出来。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门诊的病人多到你根本就没法多跟他说一句话，因为每个病人都挨着。后来有一些病人我会叫到办公室里多聊一些，告诉他，你的病是一个方面，已经差不多了，后面一部分就靠你自己恢复了。我也会告诉他，你自己要有好的心态，如果他提到工作压力太大、生活情形紧张、家里矛盾多等，我会疏导一下。还有现在很多身心的疾病，比如女性到一定年龄，她的心脏没什么毛病，但你跟她讲没毛病，她还不太相信，还要你再做检查，这时候你可以给她讲人生的道理，给她讲你要有平安喜乐的灵，这才是良药。
基督徒医生在环境里作见证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自己的专业一定要精，专业不能丢，该解决的问题你要解决，你要在你的从医经历里反映出你真有这水平。第二就是你的医德应该更好，不管是吃苦耐劳，不收回扣也好，对病人的服务不嫌贫富也好，你要活出来，才能让人感觉你有基督信仰。
基督徒在世界上要走的是窄路，所有人都在说体制问题，但改变体制的事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世上的光，要给黑暗的世界带去光明，即使是一支蜡烛也要为别人带去一点亮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去调和世界的味道，变得更美，也可以防腐，给这个日渐败坏的世界筑起一道“防污线”。
这些年，我看到中国的医患关系日益恶化的现状非常痛心，希望上帝的儿女们可以有专业群体的团契生活，彼此鼓励和扶持。2011年9月24日，我们召开了北京基督徒医疗团契成立会议，希望基督徒医护人员不是像英雄人物一样“高大上”，更多是在工作中尽自己所能，互相见证，看到希望，“别人做得到我也能做到”。我们也希望做一些实事，比如基督徒医生去养老院和孤儿院义诊，虽然解决不了基本问题但可以去关怀，我们也差派过一些北京的医生参加偏远地区的医疗义诊活动。
早期很多医生加入了宣教的行列，或有医学背景比如戴德生。现在大环境如此，我想需要的不是太多评论家，而是实干家，更需要生命真实改变者，我坚信基督徒医护人员在这当中应该有所作为。
李进城：我自己和患者的关系倒没发生过什么大的冲突，感谢上帝时时的保守和圣灵的提醒。我觉得作为一名基督徒医生，除了拥有过硬的专业素质，还要有跟患者良好的沟通方式，知道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不能轻看任何一个人。应该珍视患者的感受，有的感受在我们看来也许幼稚无知，甚至无理，但作为医生来说，都应该注意尊重他们。国外有个原则叫Do not hurt，不仅是指身体上的，也指心理上的。做为基督徒医生，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医学和与患者的关系，不能忙于自己天天要爆炸一样的事务里面。
我参加过一些医疗宣教活动。第一次跟随医疗短宣队出去是跟台北荣总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贾力耕医生一起，去海拔3900米的西藏色达地区做义诊。后来又去了彝族地区，还有云南昭通，服侍那里的大花苗，当年国外宣教士在那里服侍过。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苗族寨子探访，当时四周漆黑，天上还下着小雨，就一户人家亮着灯。我们顺着灯光就过去了，到了屋子里看到八个高中生趁假期在一起唱卡拉OK，我们就开始给他们讲耶稣，讲完后这八个年轻人就都决志信主了。去年我们医疗短宣队到昭通义诊，有一个苗族姊妹翻山来找到我们，说十几户苗族寨子就只有她一个人信主，请我们去她们寨子探访。我们有七个弟兄姊妹翻山越岭去探访那里的家庭，虽然因为下雨路况不好只探访了三个家庭，但这三个家庭就被带着信主了。今年反馈过来的消息说，这个苗族寨子就因为这三个家庭信主而有了正式的聚会，很感恩。
我觉得基督徒医生在服侍里可以把主的爱带出来，很多地方都欢迎，在普世宣教里可以起到海军陆战队的角色，可以做先锋，把福音带到未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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