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的美国,信仰如何突围?——从皮尤宗教调查报告说起

多元化的美国,信仰如何突围?——从皮尤宗教调查报告说起

导读:今年5月12日,皮尤研究中心有关2014年所做“美国宗教景观”的调查报告发现,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从2007年的78.4%降到2014年的70.6%,下滑将近8%。这是否意味着世俗化的胜利,特别是在80/90后年龄层?是有形宗教在衰退,还是信仰在衰退? 在多元化的环境如何坚持真理?

《境界》独立出品【新发现】

文| 临风

2015年6月26日,美国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不但美国,在全世界都引起震撼。美国大法官放弃数百年来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意义重大。不过,这个改变并非一天造成的,美国拥同的民意,在近年来已经有了急速的变化。

从皮尤研究中心6月8日发布的数据,美国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反对同婚的人群从57%下降到39%。同时,赞成同婚的人群从35%上升到57%。自从2011年以来,主客易位,势不可挡。

从年龄阶层来看,这个趋势尤其明显:根据皮尤同一报告,今年,“千禧世代”(80+90后)支持同婚的人群高达73%,X-世代有59%,虽然“婴儿潮”以及之前的人,支持率还是低于50%。

赞同同婚的趋势图

它似乎反映出现代化带来的思想解放:个人自由意识的高涨,人权、民权的扩张,以至于任何形式的差别待遇都被认为是歧视。这是否意味着世俗化的胜利,以及宗教的全面退却,特别在“千禧世代”80/90后的年龄层?

自称基督徒者在7年内下滑了将近8%

今年5月12日,皮尤研究中心出炉,有关2014年9月所作“美国宗教景观”的调查报告,该调查发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数从2007年的78.4%降到2014年的70.6%,下滑了将近8%。而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数从2007年的16%升到2014年的23%,上升7%。这个数据似乎印证了上面的猜测。

皮尤“美国宗教景观”趋势报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禧世代”中没有宗教归属的人在34-36%,比2007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是所有族群中上升最快的。

报告显示,今天的美国有86%的人自认生长于基督教家庭,但其中有接近五分之一(19%)承认,他们已经离开基督教。皮尤的研究发现,在统计上,对应1位新接受基督教的人,就有4位信徒放弃基督教。

而早在2014年3月,皮尤曾发布了一个全球性(40个国家,但后来中国的结果被删除,因对“上帝”的意义含混)的调查报告。皮尤的问卷是:相信上帝是否为有道德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各国的答案几乎正好与该国的GDP相反。西欧国家有三分之二的人答案为:否。不过,美国仍然有53%的答案是肯定的。

另外,这个报告显示了一个世界性的趋势,问卷的答案与年龄层密切相关,也与教育程度相关。越年轻的,或教育程度越高的,给否定答案的也越多!

人们自然会问:皮尤这些数字突出了什么现象?本文特别拿美国作为讨论对象。它是否代表,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世俗化”,现代化越彻底,宗教以及其影响力就越消退?也就是说,人们对无神论、人本主义,以及相对主义(即,确信真理都是相对的、局部的)就越有“信心”?

有形宗教在衰退,而不是信仰在衰退?

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在其1967年的名著《神圣的华盖》(The Sacred Canopy)中预言:由于宗教的“成真架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或作“看似有理结构”,意即:某些理念和意义被该文化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在现代失去有效性,可信度大为削弱。

宗教变得多元化,它不再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扎根于个人意识之中。它的真实性并非根植于外在的现实世界。宗教将在全球式微,特别是西方世界。随着现代化的步伐,全球都将不可避免地步入世俗化。(Secularization:伯格所定义的“世俗化”,不是一个理念,或是一个主义,而是宗教消失的过程。)

让我们仔细检验一下皮尤2014年9月的调查。在美国“无宗教归属”的23%人中,真正无神论者不过占7%,虽然比2007年的4%高出许多,但仍然还属于少数。这说明,认为并没有神灵,人并不需要宗教信仰的还是少数。

让我们再对比一下皮尤在2012年所作的另一个调查。它发现:在“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中,有14%的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人生很重要;有68%相信冥冥中有位上帝或神灵;21%每天祷告; 37%虽没有宗教,但却关心灵性需求;只有12%真正是无神论者。对照这两次报告,可见在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中,有很多属于“相信,但没有归属感”的群体。这些数据毋宁说明,有形宗教在衰退,而不是人们对上帝和信仰的需要在衰退。

换句话说,几十年来伯格所预测的世俗化并没有发生,人们对上帝和灵性的渴求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减低。从全球来看,宗教信仰不降反升。他开始发现自己的预测是错的。

在1999年,他与几位同僚出版《世界的‘去世俗化’》(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一书,彻底推翻了他自己“世俗化”的论点。他发现,衰微的是那些积极希望与现代化妥协的主流教会。那些主张“抗衡文化”(Counterculture)的福音教会和伊斯兰教倒是蒸蒸日上。(参考:庄祖鲲:《西方“后基督化”的迷思》,宗教与社会,2013-12-3)

伯格承认,学术界那种普遍蔓延的世俗化的“成真架构”影响了他的学术判断。

有趣的是,伯格的观察与这次皮尤的调查报告竟然惊人地吻合。皮尤的调查发现,“福音信徒”的比例降低不到0.9%,人数上几乎保持不变。大量流失的多是比较不注重福音的主流教会和天主教。

伯格在皮尤5月12日报告出笼当天发表了一篇《The “Nones” and the “Buts”》的文章,他认为,全球没有宗教归属的人口正在缩小,并且强调,美国没有宗教归属的人虽然在增加,但真正的无神论者并不多。(他打趣地定义“无神论者“为:“一个听见天上有声音说:天堂不存在的人。”)

那么,在一个有形宗教信仰人口仍然占多数的社会里,为什么“世俗化”的文化压力会如此之大?为什么有形宗教的价值体系反而被边缘化,使得自认为“无宗教归属”成为一个越来越时髦的选项?

在“千禧世代”间这个现象尤为普遍。人们虽然并没有大批涌向无神论,但是有形的宗教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问题何在?

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是:为什么年青人离开有形宗教?以基督教为例,教会需要反思自己的做法。我在《“千禧世代”所寻找的信仰》(《境界》),以及《亚裔新生代基督徒的走向》(《举目》)等文中曾经从内向外看,对这个问题做过比较仔细的分析。

本文期望从外向内看,从文化趋向的角度来作探讨。

在多元化的环境如何坚持真理?

近年来,伯格一再申明:“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世俗的时代,而是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个“多元主义”不但是宗教上的多元,它包括了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层次。的确,生活在今天,我们对这个现实要有深刻的认知和接纳。

根据伯格,人,无论信仰的是什么,不可能在真空中坚持信念。人信仰的力量必须依赖社会环境来表达,来落实。人的信仰需要在一个“世界”里被肯定、被接纳。这个“世界”包括语境、符号、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它包围着有信仰的人群。在一个传统社会里,通过这个共同的、牢固的“成真架构”,宗教信仰以及对“真理”的概念都似乎“毋庸置疑”。

然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的经济、政治、价值以及“公共生活”并不指向特定的宗教信仰。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维持宗教信仰的文化环境相对弱化。人们的周围是一些与自己看法不同、价值不同和信仰不同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成真架构”。

我们在多元化的社会如何应对?这是个巨大的课题。

伯格认为,生活在多元化社会必须加强对话,否则无法共同生活。但就像传染感冒一样,我们会感受到“认知上的污染”(cognitive contamination)。例如,我们如果天天与佛教徒做有意义的对话,不可避免地我们就逐渐不会认为佛教一无是处。他使用“认知上的污染”这个字眼,其实并没有贬抑的意思,也不是说明价值观必然改变,乃是诙谐地描述认知互相影响,主观降低的现实。

在他的新书(The Many Altars of Modernity: Toward a Paradigm for Religion in a Pluralist Age,2014-8-19)里,他特别提出两种对多元化社会最有害的思维模式:一个是“原教旨主义”,一个是“相对主义”。“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化的,它分裂社会;“相对主义”削弱了道德共识,没有了道德共识,社会就会解体。

“多元化”,但并非“相对化”,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课题!

首先,我们要改变心态,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是对的,他人的观点都是错的。例如,不要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就是个错误;或基督教是个压制性的宗教;或是,同性恋者都是道德败坏的人。有人把这种观念称作“有自信的多元化”(John D. Inazu),它不虚假求同,也不忽视对方,而是在根深蒂固的价值分歧中主动寻找交集和共生之道。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无法永远活在“确定性”里面。可是,正如神学家纽比金所指出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需要不断因着信仰的缘故采取行动,虽然这些信念并不都是确定可证明的。同样地,我们也需要不断在可被质疑的命题上对生命作承诺。”简言之,一方面不要自以为是,一方面要忠于信仰。对现实有这个体认,但并不等于相对主义。

基督徒的见证和信心并非建立在对有争议的社会议题的坚持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和复活的这个事实基础上。

多数的基督徒为何缺乏文化影响力

两年多前读到谢文郁教授一篇雄文《基督福音和文化多元困境》,论点一针见血:“一些福音派教会为了维护宣教的正当性,便否定多元主义所认同的文化多元性这一事实,认为传福音就是以基督教价值体系来取代非基督教价值体系。”

因为基督徒在传福音时,只注重传递某种价值体系,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语境总处于边缘状态。”很难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因为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自己的价值体系里进行价值判断”,谢文郁在有些文章中称它为“出发点”。没有人能越过这个“出发点”做思考。用伯格的话来说,那就是思维背后的“成真架构”。

谢文郁强调,基督的福音并不是一套价值体系,而是宣告耶稣的救恩:“耶稣从天国而来,并要把人带向天国。”我们不是先把人带入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而是先把人带向耶稣。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接受救恩。然后:“整个体系从而更新,形成一种基督教价值体系。”我们一同在恩典中长进。

皮尤的民调可能给人一个错觉,以为数目决定一切。其实,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基督徒所占人口比例的多寡,而是如何在多元化的文化中产生正面的影响力。

许多人以为,影响文化(改变价值体系)是个“权力斗争”的问题,这是美国“宗教右派”以及“世俗主义”中的积极分子所走的路线。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永远无法藉着控制立法机构和行政组织来改变文化素质。

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教授詹姆斯·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角度(To Change the World: The Irony, Tragedy, &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2010)来处理基督教与文化接轨问题。他认为“文化资本”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中心”与“边缘”来区分,在边缘上,无论你做多少努力,作用都有限。

“文化资本”的力量在于它所激发的“想象力”,而不仅仅是“说理”罢了。美国大多数的人自认是基督教徒,为什么他们集体的文化价值和世界观在娱乐界、政界、金融界、企业界、教育界、科学界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亨特认为,美国的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常常诉诸民粹主义。他们缺乏文化上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基督徒没有从政,或不够努力,而是力量没有用在影响文化的支点上。在政治上抓权,常常会把把不同政见的人妖魔化,形成对立,树立敌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正受到他们信仰上所反对的“权力欲”所控制。

因此,与文化接轨,亨特主张一个“忠于信仰的入世”(faithful presence)模式。信仰不只是私人的事,而是个人与社会的合作。基督徒生活的重心不在于改变世界,而是把信仰的价值与生活、工作整合起来。信仰不但指导我们的消费习惯、家庭生活、社交圈,它也指导我们积极进入学术界、金融界、娱乐界、艺术界、政治界。我们的目的不是去融合,也不是去打倒,而是去服务,按照耶稣的教导去服务。我们信仰的品质从我们服务的品质中显明出来。

提姆·凯勒牧师肯定亨特的观点:“如果你在服务前就追逐权力,你既得不到权力也不能服务。可是,如果你一心服务而轻看权力,你不但能服务他人,你的影响力自然会增加。这其实就是耶稣做事的方式。”

这个模式并非要人把信仰放在口袋里,对世界保持静默。相反它要求信徒在生活和工作中积极、主动地表现他信仰的价值。教会总希望把人从世界拉入教会,训练他成为教会内的领袖。这个模式却不一样,它鼓励人做个负责任的、忠诚的、杰出的基督徒演员、工程师、学者 ……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工作内容就是上帝所赋予的“使命”。为了响应上帝的呼召,我们尽力去做。

力量来于发自同情的服务

亨特教授把耶稣所使用的社会权力分为四个特色。第一、他的力量是“延伸”的,源自他对上帝的顺服。第二、他的力量来自谦卑,拒绝名位所带来的虚荣,以喜乐面对侮辱。第三、他的力量来于发自同情的服务,不仅是服务有信仰的族群,更是服务大众。第四、他的力量来自“非强制性”的特质,从耶稣对待撒玛利亚人和罗马人的态度我们看出,他用祝福代替咒诅。

凯勒牧师本人2005年开始倡导“追求共同福祉的抗衡文化”(a counterculture for the common good)的路线,也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你或许会问,与信仰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如何寻求“共同福祉”(共同的善)?

那么,什么是“共同福祉”?基督徒思想家Andy Crouch(What’s So Great About the Common Good? 2012-12-12)是这样定义的:“它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使得个人和整体更容易、更完全地达到所要追求的成就。”这包括:让个人达到他受造的目的,以及人在周围的群体中受到照顾,特别是弱者和容易遭受伤害的人。这些人的福祉就是达到“共同利益”与否最好的量尺。

“共同福祉”的出发点是:没有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我们对人尊重,看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和需求,无论他的价值系统如何,社会地位如何,经济资源如何。有些人单单从“社会全体利益”(人民、党派、国家)来看问题,而忽视了当下个人的遭遇和需求。“共同福祉”所关心的正是每一个人的福祉,包括我们的邻居、同性恋者、弱势族群。其实这不就是耶稣的榜样吗?

如果,我们真心去做,全心全力去服务,尽量维持对话,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分门别类、咒诅黑暗、争夺权力、高举教条、挞伐异类上面,我们在社会中就更能够达到伯格所说“认知的污染”,让他人对我们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更理解,我们对看法不同的人也更能接纳,更能同情。这不就是“有自信的多元化”的表现吗?

除了植堂,凯勒牧师在纽约所刻意去做的,正是如此。救赎主长老会成为改进纽约市弱势族群最积极的资源,固然价值系统或许还是有很大差异,但教会却受到社区的尊重和好评。生活工作在这个金钱挂帅的大都会,信徒们也更知道要如何“忠于信仰的入世”,为基督做见证。

今天最大的课题不是如何增加信徒的人数,乃是如何增强信徒的影响力,校正他的生活态度,他的工场与牧场不仅只是教会,也是家庭、职场、社区和朋友圈。

担心基督教被边缘化的人们,我在此诚挚地呼吁,让我们重新思考“出发点”。我们对上帝的爱要有信心,对自己的信仰要有信心,争取文化的主动不是一场权力斗争,而是从生活和服务中主动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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