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性革命的胜利真地为渴望自我表现的现代人保证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吗？年轻人看似从压迫的体系中脱离，享受随意的性行为以及表达性取向、甚至改变性别的自由，事实上却逐渐醒悟原来性革命无法兑现其承诺，他们正沦为性革命的难民，开始为自由付上沉重的代价。
《境界》独立出品
文丨陈恩加
播音丨杨杰
《我们这一天》（This Is Us），是我追过为数不多的并且十分喜爱的美剧之一，它通过交叉叙事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美国家庭前后几代人的生活轨迹，虽然一波三折，却让人倍感温暖。推动剧情发展的就是Big Three三兄妹——不过其中的兰多（Randol）和另外两位并无血缘关系，从小就是弃儿的他被好心的养父母收养。幸运的是，他从小十分聪明，长大后事业有成，并且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然而兰多的大女儿泰丝（Tess）告诉父母，与她同龄的女孩们已经开始有男朋友了，但她并不想这么做。没想到泰丝接着说，她可能喜欢的是女生。面对父母的惊愕，她补充道，不告诉父母是因为不想让自己是个同性恋这件事成为一件“大事”。当泰丝带着她的女朋友回家，母亲早已接受了这一事实，正如之前她对泰丝所说的一样，她和兰多很爱她，不会让这件事变成一件大事。
性从一种活动变成人类身份的根基
“不必把出柜、跨性别、酷儿变成一件大事”，在很多社会文化里已经成了一股很流行的思潮。短短几十年里，曾经石破天惊的性革命议题，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成为波澜不惊的日常话题？这正是教会历史学家卡尔·楚门（Carl Trueman）在2020年11月出版的新书《现代性自我的崛起与胜利：文化失忆、表现型自我以及通往性革命的道路》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中所探讨的问题。
他认为，在“如何理解自我”这一更大的语境中，科技、哲学观、政治等因素让性革命首先变得可能，然后变得合理，最后变得真实。如果把现代性自我的崛起看做一场战争，那么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场战役。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从作为探索者去发现自身和世界存在的固有秩序及意义，逐渐成为发明者，价值由自我创造，最终人取代了上帝，成为尼采所说的“超人”，完成了对自我认同的过程。堕胎、同性恋等以往被认为有违某种更高秩序的事，变成了仅仅反映自身情感和内心倾向的行为选择。此时，自我喜好已经掌握了道德标准的绝对解释权。
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 沿着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思想一路走来，人的身份处于不断分裂又重塑的动荡之中，人的本质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上帝日益被排除在外。直到性从一种活动变成人类身份的根基，弗洛伊德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和卢梭、休谟类似，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快乐，他尤其认为只有通过性愉悦才能获得这种快乐。而这正是当今文化的一个关键面向——性快感被提升至美好生活的关键因素。他甚至将性欲追溯至童年甚至婴儿时期，认为人类社会一直在打压这种欲望，从而造成了一种根源性压抑。既然性满足是人类快乐的根本来源，但为了文明的产生与进步，社会又不得不设计一套机制来避免性欲的无条件释放，那么人类如何在成长的各个阶段找回这种快乐便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奇怪的是，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科学，而且从始至终受到许多人的批判，但为何它仍然对西方乃至整个现代社会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楚门在书中给出了精辟的回答——把人类的性本能置于如此关键的地位，弗洛伊德确实看出了一些无可置疑的事：性是人类活动的强大推动因素，并且一直都是如此。弗洛伊德之后，性不单是一种活动，更是人类本质的基本组成部分。
性革命的胜利和代价
从2006年的国际法学专家会议通过了将国际人权法应用到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问题的《日惹原则》，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的判决中称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楚门列举了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的几样重大事件，毫无遮掩地指出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包括：色情在艺术、流行文化的胜利；跨性别主义作为新晋的一种运动在政治上的胜利，以及在道德伦理和教育上的各种表现。
例如，在色情领域，楚门提到了强调直觉和潜意识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其依据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通过艺术表达让原本认为与色情有关的价值观是有害的这一观念，转变成认为这种价值观是好的、健康的。又比如著名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为何它不再给人一种低俗或者剥削女性的感觉？因为《花花公子》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缩影，体现了一种独具慧眼的、深思熟虑的艺术享乐主义图景。
原本彼此冲突的同性恋和跨性别团体，又是如何克服分歧、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楚门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个角度进行了解读：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在异性恋价值观上的社会语境种都感到压迫，并拥有相似的受害者心理，他们找到了共同的原因：原来这两类群体都在被阻止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对于跨性别者、质疑二元性别划分的“酷儿们”来说，也加入了LGBTQ+联盟也有着相似的原因：相似的受害者心理、都想要动摇社会的异性恋规范、为了对政治和法律进行游说而组成便利的联盟。
性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不断在西方社会甚至全世界蔓延的个人主义、心理学化的观点和疗法、文化失忆、泛性论、反文化、在性道德方面对基督教神圣秩序的废除，甚至在后现代文化中对形而上学的唾弃，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就好在我们似乎拥有了越来越多自由选择与表达的权利，坏也就坏在它们来自潘多拉的魔盒。
然而，性革命真的为渴望自我表现的现代人保证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吗？人们在自由地表达自我的同时，往往忽视了背后的代价。
纽约大学的佩里·哈基蒂斯（Perry N. Halkitis）是一位公共卫生心理学家和应用统计学家，他因为对LGBT人群的健康研究而闻名。2012年4月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11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了性革命给受众带来的影响：调查数据显示，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其他男男性行为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是其他男性的44倍，是女性的40倍；另外，这份报告还指出，尽管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约占美国18-44岁男性人口的2-4%，但这一群体占所有艾滋病病例和所有艾滋病毒感染的50% 以上，占所有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的57%。
不仅在美国，中国也正逐渐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国际顶尖期刊《科学》杂志（Science）在2019年5月2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近年来中国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的增加非常令人担忧。在过去的几年里，新确诊的大学生人数以每年30% -50%的速度增长，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观念的开放和性教育的缺乏，导致大约60%-80%的大学生接受婚前性行为和多个性伴侣。在中国最大的同性恋社交网络应用中，大约50% 的中国用户年龄在18-25岁之间。随意的自我表达与性行为，正让年轻人陷入一场未被告知的危机之中。
以福音迎接难民
楚门从西方教会与基督徒的视角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对审美观及其内核理念和具体实践进行仔细的反思。当今道德讨论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对个人叙事的依赖，教会应该对这种论述逻辑有清醒的意识，并以道德原则作为性革命相关问题讨论的基础。如果“性别作为身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划分，那么基督徒在这一基础上持有的立场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并不意味着教会不该对这类群体抱有怜悯之心，但如何做到“坚定而温柔”——坚持圣经真理的同时主动关爱深陷性革命中的受害者，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任务。
第二，教会必须成为一种共同体，透过让审美观不再那么绝对，以及人与人之间关于自我意识的互相对话，激发一种与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价值观相反的内心渴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只有当教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孜孜不倦地成为世上之盐、灯台之光，才能去塑造他人的观念，用生命影响生命。
第三，基督徒需要恢复对自然法的重视，肯定被造世界的自然秩序，无论这一过程中教会将承受多少社会成本。虽然教会无法左右法律判决的结果，但它一定会面对会友关于代孕、同性恋、跨性别等问题的疑问。这正是教会集中体现基于圣经的性道德观的良好时机。当代青年基督徒对于性的认知和经历并不让人乐观，如果教会再不强调 “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将会让下一代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面对世俗潮流，基督徒除了谴责与哀叹，千万不能忘记上帝仍然愿意给自我意识崛起的现代人以机会，希望他们找到自我价值的真正来源——上帝。正如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在《正在集结的风暴：世俗化、文明与教会》（The Gathering Storm: Secularism, Culture, and the Church）一书中的建议，教会应该更加努力传讲带给人真自由的福音，直面性革命带给人的假自由：人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其实是另一种被奴役——持续不断被流行文化奴役。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性革命的胜利只是一场短暂的胜利，终局的得胜尚未到来；在短暂与永恒的胜利之间，我们不得不面对正在教会头顶不断集结的这场黑暗风暴，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挪亚与罗得时代”的历史渊源与症结所在，只有福音才能“叫我们得以自由……不被奴仆的轭挟制”。
不仅如此，教会更应带着“爱心、恩典以及怜悯之心”做好接纳“性革命难民”的工作。这群追随性革命潮流的拥护者，本应成为“国王”——享受不受传统规训的束缚，随意表达性取向、甚至改变性别的自由的人，事实上已经沦为性革命的难民。他们看似从压迫体系中脱离出来，却背负上了另一种身份，持续不断被普遍流行却随时会改变的文化道德所奴役，最终将醒悟原来性革命无法兑现其承诺。
今年刚满30岁的英国女孩查理·埃文斯（Charlie Evans），曾变性为男性十年时间。2019年10月她不愿再接受自己的跨性别者身份，创立了一个名为“去变性倡议网络”（Detransition Advocacy Network）的组织，帮助成百上千联系她寻求帮助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经过变性的激素治疗和外科手术后都深感后悔。一些19-20岁的年轻人告诉埃文斯，他们“希望自己没有做过变性手术，他们的焦虑情绪并没有得到缓解，没有因此感觉更好。他们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选择”。媒体常常报道年轻人通过医学手段变为异性的故事，但这些人中许多人后来都感到后悔，改变后的性别并没能带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更清晰的身份认同，但他们的故事却被隐瞒，没有报道。
遗憾的是，面对这些从“性革命王国”中逃亡的难民，莫勒认为教会往往通过“伤害性的表述以及自义的态度排斥他们”。不管这些性革命难民曾经有过怎样悖离圣经的举动，我们都应放下高高在上“圣洁和自以为义的姿态”，清醒地意识到教会本来就是由罪人组成的，学习耶稣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片尾曲：杨杰《活着的不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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