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柯林斯：值此动荡时代，我们要去修补裂痕

导读：带领2400名科学家成功开展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柯林斯，曾因无法协调科学与信仰的矛盾而流泪祷告。最终，他并没有杜绝所有的怀疑，却发现怀疑恰恰让他更深了解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信心变得更坚定。在这个撕裂的时代，他走出舒适圈和无神论者交朋友，“人们将因我们的爱而知晓我们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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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

播音、后期 | 柴

扫码奉献，同作主工

作为一名医学科学家，接受邀请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意味着需要吸引一批最杰出、最聪明的科学家加入工作。我们必须发明新的测序技术，并且需要大量招募计算机专家来处理生成的庞大数据库。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我需要管理六个参与国家的2400名科学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和起伏的经历。

人们经常问我，在看到那庞大而美丽的基因序列从测序机器中诞生时，有何感受？在大部分DNA序列被成功获取的18个月里，我总是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敬畏感所触动。人类基因组由30亿对碱基组成。想象一下，如果把它们以平均字体大小和纸张厚度打印出来，约有华盛顿纪念碑的高度，而人体的每个细胞中都包含了所有这些信息。每次细胞分裂时，都必须复制出一个全新的副本。如果这都不能让你感到惊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你感到惊叹。

此前，我带领的实验室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成功确定了囊性纤维化的遗传病因，并研发出一种药物，令患者的咳嗽在短短几天内得到缓解并痊愈。他们不再安排自己的早逝，而是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生活。得益于对DNA遗传密码的解读，人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了对心脏病、糖尿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症、精神健康问题、阿片类药物成瘾在内的许多疾病的全新认识，并在淋巴癌、白血病、肺癌和乳腺癌的治疗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尽管这些发现令人满意，但对我来说，过程异常艰难。特别在信仰方面，当我把自己加入了圣经学习小组的事情告诉科学界的朋友，他们大多感到十分困惑，并认为这不会长久。医疗中心一些人对我的信仰很排斥，其中包括一些我非常敬重的人，我开始觉得自己在科学界被边缘化，不受欢迎。

我并非不再有任何怀疑

信主一年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和沮丧。我开始质疑自己对信仰的接受是否只是出于一厢情愿。我所在的教会里几乎没有科学家或医生，所以我不知道该向谁寻求建议。

一个主日早晨，我坐在教堂里，一场风暴正在内心深处肆虐。礼拜结束时，众人纷纷离开，我悄悄走到前面，在圣坛的栏杆前跪了下来。突然间，恐惧、焦虑、孤独和悲伤化作泪水如决堤般涌出。我跪在那里祷告，想知道上帝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对耶稣的追随是否与之相容。

就在这时，有人把手搭在了我的肩上。一位我素未谋面的弟兄，那天刚刚加入教会，他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哽咽着说，他大概不会理解我的困境，因为我正在努力弄清楚自己对基督的信仰在科学环境中是否能够长久保持。我以为他听完就会走开，没想到他却跪在了我身旁，然后说：“也许我能帮上忙。”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他似乎跟我走过了同样的从无神论到基督信仰的道路，一路上也经历了许多相同的拒绝和怀疑。我简直想不出有比他更适合的人在这个危机时刻来帮助我。

经过很长的交谈，最终在圣坛前我们一起泪流满面地祷告。随后，我们共进午餐。上帝回应了我的祈求，赐予我智慧，不是通过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而是通过提供这样一个传递爱与真理的弟兄，让我再次听到我所需要的信息。自那以后，我并非不再有任何怀疑，但我发现，怀疑往往让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并最终获得更坚定的信心。信仰帮助我效法耶稣的温柔顺服，成为光和盐，带着怜悯去医治这个受伤的世界。

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之际，我正忙于经营一家研究实验室，同时照顾病人，并教授医学生。此外，我还在一家刚起步的教会担任敬拜同工。一天，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主任、心脏病专家海利（Bernadine Healy）医生致电，邀请我前往国立卫生研究院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海利向我承诺，我将获得成功所需的一切资源。然而，华盛顿的政界朋友提醒我，这将取决于国会的支持，而当时这种支持远未确定。我陷入了犹豫，这是否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伟大的科学机遇，还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愚蠢任务？

去北卡探望女儿期间，我花了一个下午在一间小教堂里祈祷，寻求答案。渐渐地，我的内心有了平安。夕阳西下，我正准备离开时，一群唱诗班的学生突然出现，参加晚祷，这仿佛是为我特别准备的。参加完晚祷后，我便准备启程前往国立卫生研究院。

和无神论者成为朋友

当我注意到人们对科学与信仰如何和谐共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之后，我于2007年创建了“The BioLogos Foundation”。该名称源自希腊语，其中“bios”代表“生命”，而“logos”则代表“道”，寓意着“通过道获得生命”。如今，该基金会的网站每年吸引100万至200万独立访客，解答人们的常见问题，并分享深刻的见解与见证。在天体物理学家哈斯玛（Deborah Haarsma）的领导下，我们组织大型会议和特定主题的工作坊，推出了一档名为《上帝的语言》的科学与信仰播客，并为在家教育的学生以及基督教高中提供了既科学严谨又符合圣经教义的课程。

与无神论者交流的这些年，也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仔细审视他们的观点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广泛宣扬的科学与信仰不可调和的立场，是导致“无宗教归属者”的人数增加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我与所谓的“新无神论者”们共度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包括自称为“无神论四骑士”的理查德·道金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丹尼尔·丹尼特和萨姆·哈里斯。这些人都非常聪明。

2006年，我与道金斯进行了一场辩论，辩论后来发表在《时代》杂志上。回顾那次辩论，我发现我关于信仰合理性的许多论点至今未变。道金斯坚决反对任何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甚至一度对某些宗教团体出言不逊。但有趣的是，在辩论接近尾声时，他似乎承认或许确实存在一些科学无法衡量的事物。他这样说道：“如果真的存在上帝，那么它必定比任何宗教神学家所提出的概念都要更加宏伟、更加难以理解。”作为一个始终认为上帝的神圣伟大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人来说，我不得不承认道金斯触及了核心。在2022年的一次播客中，道金斯似乎态度有所缓和，但他仍然坚决反对任何无法通过科学验证的观点。

希钦斯和我之间的关系也颇具戏剧性。2010 年，我们在一个晚宴上初次见面，当时他是贵宾之一。晚宴之前，希钦斯与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后来信主的圣公会牧师麦葛福（Alister E. McGrath）教授进行了一场正式辩论。辩论中，希钦斯言辞犀利、妙语连珠，将这位彬彬有礼的英国神学家驳得体无完肤，令在场的大学生们大为赞赏。

在晚宴上，大家被鼓励提问。我于是问他，如果没有上帝或信仰的基础来支撑道德的概念，那他如何理解善与恶的意义。希钦斯情绪有些激动，宣称这是他所遇到过的最幼稚的问题，根本不屑回答。他还说，像柯林斯这样的科学家竟然会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这让他震惊。后来，在正式活动结束后，我到花园里找他，心想他大概还有话要说。我和许多其他人都知道——有观众在场时，希钦斯完全可能举止粗鲁无礼，但私下里他却热情亲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他还有过几次私下交谈，我逐渐领略到他知识的广博与深刻。他对圣经的熟悉程度远超许多基督徒。尽管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我一直认为，在科学或信仰领域，花时间与那些观点与你截然不同的人相处是有益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不久之后，希钦斯被诊断出患有晚期食道癌，预计病情会迅速恶化。我联系了他，询问他对基因疗法是否有兴趣。在我的指导下，他参加了前沿的临床试验，其中包括对其癌症进行完整的DNA 序列分析。在那一年半里，我经常在傍晚时分去华盛顿特区的公寓拜访希钦斯和他的妻子。我们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探讨可能对他治疗有帮助的癌症研究进展，但话题总是不知不觉地转向历史、政治、文学、音乐和信仰。他知道我在为他祷告，他说他很欢迎这样。最终，希钦斯未能抵挡住癌症的无情侵袭。我受邀在他那众星云集的追悼会上发言。坦白讲，我认为希钦斯内心对信仰的立场并未改变，尽管他的观点变得更加宽容。不管怎样，我们成了朋友。

要从当前的分裂状态迈向一个充满同理心和理解的时代，我们中更多的人必须习惯与持有截然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交流。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和自己“舒适圈”之外的人交谈感到不安，因为担心对话很快就会变得不愉快。确实，这有可能发生。但如果我们不真诚地努力去理解彼此，就永远无法成功地在我们之间巨大的鸿沟上架起桥梁。

为美国信仰的复兴努力

在审视当今社会的弊病时，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国家领导层中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成员似乎只专注于表面现象，而缺乏实质性的进步。面对尖锐的问题，作为个体，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无能为力。据调查，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对社会现状感到失望，对无休止的冲突和恶意感到疲惫不堪、心灰意冷，因此选择从这种敌对情绪中抽身，专注于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工作。

尽管存在分歧，但大多数人都渴望得到治愈和希望。为了回应这种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克服宿命论和愤世嫉俗的心。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这个世界带来爱与智慧。如果智慧不被分享和认可，那么它就是一种浪费。如果你从公共领域撤退，忽视追求智慧与治愈，或者仅仅将其视为个人事务，那么在世界最需要你参与的时候，你选择了置身事外。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前这种艰难的社会状况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也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在几乎任何文化或社会中，“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决心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事实上，这一直是唯一能做到的事情”，促进真正的进步发生。她指出：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机会，也是一种责任。如果我们都能走出舒适区，将修复世界作为优先事项，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呢？我承认，从个人角度承担这样的责任可能会令人感到害怕，但有时这种冒险是必要的。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被呼召准备成为以赛亚所说的“修补裂痕”的人。但我们现在是否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是否有怜悯？我们的心是否纯洁？我们是否是和平缔造者？我们是否将身边的人，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都视为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

我们正生活在黑暗的时代，但正如马丁·路德·金所写：“黑暗无法驱散黑暗，唯有光明可以做到。”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可以有所行动。西方教会的衰落无可辩驳，年轻人大量离开，无宗教信仰者是社会上增长最快的群体。虽然一些教会团体依然忠实地遵循爱与恩典的基本原则，但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却与耶稣相悖的某些政治言论，在许多福音派教会中获得了显著的影响力。这种情况还有扭转的希望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真理不会消逝，尽管基督教的重心很可能会转移到非洲和亚洲。

至于美国，我的属灵导师提姆·凯勒牧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有力地阐述了美国教会的过去和未来。在《美国教会的衰落与复兴》一文中，凯勒梳理了我们陷落的过程。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重振教会活力的可能方向。他憧憬着有一天城市里再度遍布繁荣的社区，这些社区都将城中的教堂视为其生机与力量的源泉。家庭团契小组得以重建。新的教会纷纷成立，大量基督徒开始乐于谈论信仰带来的喜悦以及对邻舍和仇敌的爱，从而扭转年轻人离开教会的趋势。凯勒梦想有一天基督徒会成为灾难发生时最先伸出援手的人，教会会成为种族和文化最为多元化的地方。他看到教会重新成为受苦者的避难所，因帮助人们度过悲痛和失去而闻名。

凯勒还设想了一个基督徒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群体的复兴。商场上的基督徒因公正地使用资源而为人所知，不像其他人那样自私，而是对同事、员工和客户更加慷慨。在政府部门，基督徒因追求公共利益而非自身狭隘的选举利益而闻名。最后，基督徒会因坚持真理的立场毫不妥协而成为见证。

短期内，这种设想似乎不太现实，至少在美国大规模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基督徒已经做了太多损害其信仰可信度和吸引力的事。然而，困境是可以改变的，悔改与复兴总是有希望的，只要上帝仍在掌管宇宙，只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并致力于重拾智慧、恩典与真理。

我们要摒弃那种动辄就想到灾难和末日的消极心态。上帝依旧掌管一切。我们要努力重拾耶稣教导我们的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这样我们才能重新踏上那条通往智慧的古道。虽然可能需要重大的制度变革，但这场变革的真正成功，却需要从一颗颗谦卑的心开始。我期盼很久以前我学过的一首赞美诗中的歌词再次成真：“他们将因我们的爱而知晓我们是基督徒。”

（本文摘编自《The Road to Wisdom: On Truth, Science, Faith, and Trust》，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利特尔布朗公司2024年9月出版，内容有删改，大小标题为《境界》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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