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2月8日是奥登去世8周年纪念日,他被认为是古正统神学运动之父。奥登梦见自己的墓志铭写着“他对神学没有做出任何新贡献”,醒来后,他如释重负。他为曾经的傲慢认罪,基督真理必须避免发明新教义的诱惑。与妻子和孩子共同经历的健康危机,成了他信仰的试金石。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文 | 淮风
播音、后期 | 柴
扫码奉献,同作主工
作为20世纪和21世纪初最受推崇的神学家之一,奥登(Thomas Oden)年轻时曾是马克思的忠粉,特别欣赏马克思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们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
此后的十几年里,积极参与教会生活的奥登,把教会当成了推动温和的马克思主义式财富分配的政治变革工具。1960年,从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奥登开始在菲利普斯研究生神学院(Phillips Graduate Seminary)任教。后来回忆起那段经历,奥登坦承:“我似乎比较正统,仍然谈论上帝、罪和救赎,但我只用去神话化、世俗化的术语。上帝变成了‘解放者’,罪变成了‘压迫’,救赎变成了人类的努力。技巧在于学会在削弱传统基督教的同时,让一切听起来仍像是基督教。我漂浮在世俗化的浪潮中,神学家们正在进行一项具有讽刺意味的任务,即解构旧宗教,以创造一种新宗教。我扮演着一个运动神学家的角色,不断地从一个运动转向另一个运动……”
直到1970年奥登进入德鲁大学任教,同事赫尔伯格(Will Herberg)对他的改变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看到自己的傲慢我必须悔改
赫尔伯格年轻时走得比奥登更远,他加入了共产党,在劳工运动中活跃了30年。之后,他竟然成为保守派大学里的一名巡回讲师。赫尔伯格很少谈及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往事,他认为那段经历仅有的价值是为他揭露这种理论的虚幻做好了预备。
赫尔伯格指出,奥登犯的错误比他意识到的要深得多,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接触到自己宗教传统里的伟大思想家,一直在浪费生命。奥登试图为自己辩护。赫尔伯格突然凑近奥登的脸,说出一番言辞尖锐却不容回避的话:“除非你认真研究阿塔那修、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否则你将永远无法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可信的神学家,而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评论家,你最好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你的生活。你虽然以神学家的身份谋生,但实际上你并不是真正的神学家。”
这番话击中了奥登的心。“那是一个敲响警钟的时刻,它引发了一场痛苦的自我对话,让我直面自己的自欺欺人。我的转变就在那一刻开始。……当我深入研究那些被长期隐藏的基督教经典时,不再是我在解读这些文本,而是这些文本在解读我。”这些经典著作重塑了奥登的思想。
在奥登开始探索信仰之旅的初期,他在1971年圣诞节期间做了一个梦。奥登梦见自己的墓碑上刻着令人费解的墓志铭:“他对神学没有做出任何新的贡献。”醒来后,他却感到如释重负。“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向我表明,我不再需要在神学领域创造出新的东西,才能找到可靠的立足点。”抵制不断出现的创新诱惑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自从奥登第一次想到要成为一名神学家时,他就被教导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性地思考”,以便“为神学做出一些新的贡献”。
醒悟后的奥登说道:“爱任纽说,基督真理必须避免任何‘发明新教义’的诱惑。‘新教义’意味着试图要改进使徒见证的思想。早期基督教作家最痛恨的概念就是‘神学的任务是创新’。”奥登开始谨慎地避免创造任何新的教义,为此他花了一年时间在神面前省察和悔改,直到1972年圣诞节前夕,他立志不再提出任何新的或原创的基督教教义。“这是我作为一名神学家所做出的最好的决定,神让我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
奥登看到自己过去那些宏大的社会变革计划,已经给许多无辜的人造成了伤害。“我所推行的政策旨在通过政治手段促进社会公正,但最终却削弱了个人责任和自由。我曾经支持过的许多看似人道的心理疗法可能反而使人们更加痛苦,更难明智地做出选择或追求幸福所需的美德。看到自己的傲慢我必须悔改,承认自己的局限性。现代世俗伦理中很少提及真正的悔改,古代基督教作家的祈祷让我为故意犯罪而悔罪,并接受神的宽恕。”
奥登显而易见的转变令他的好朋友们感到不安。奥登说:“他们没有意识到,是我的心灵得到了重生,而不是我的思想。”大多数同事认为他改变方向是学术上的灾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在现代大学里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会让许多人排斥你。有人怀疑我是否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次‘中年突破’。我四十岁了,接下来的四十年将会完全不同。因为神学是认识上帝的学问。与上帝同在的生活,其本身就充满了喜悦,这种喜悦来自与那位最值得崇拜的对象交流。我相信上帝以肉身的样式成为人,为我而死,复活并拯救我脱离罪。”
由于观点不够新颖,奥登受到了同行的冷遇。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的话始终提醒着奥登:“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舍己是参与十架之道的特权
当奥登的学生们难以确定老师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现代神学学派时,他开始幽默地使用“古正统”这个术语,使自己和1950至6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新正统神学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几乎完全忘记了古代基督信仰经典和教父们的存在。
通过写作和编辑,奥登把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推进信徒回到“古代基督信仰”这一异象。他最受人欢迎的工作是主持了《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的编辑和翻译,这是一套由教父撰写的29卷圣经注释。为了推进这一项目,奥登和他的团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将不同基督教传统的教父学学者聚集在一起。这个国际团队由来自五大洲的400多人组成,他们因最早的圣经注释家达成的共识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奥登起初以为第一年只要有1000名订阅者就能收支平衡,没想到订户很快就达到1万人。十年后,丛书英文版的销量达到50万册。研究吸引了全球普世基督教会包括各地的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关注,许多宗教团体开始转向这些经典的属灵财富,寻求灵性的改变。
这期间,他与妻子和子女在家庭中共同经历的健康危机,成了他信仰的试金石。奥登的妻子埃德丽塔确诊乳腺癌。“她养育三个孩子,一直是把这个家庭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她接受了三次手术来阻止病情恶化。作为一位坚强的幸存者,她保持着喜乐,从不抱怨,而且非常活跃。她与疾病进行了长达20年的斗争,直到1998年离世。”
妻子患癌的第二年,正读高三的大女儿劳拉在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却患上了严重的黑色素瘤。女儿接受了两次手术,以防止癌症进一步扩散到淋巴。“这给她留下了严重的、长期的淋巴水肿,需要每天晚上用布带缠住腿,她耐心地这样做了许多年。”奥登的儿子爱德华随后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导致右眼完全失明,当时距离他上大学只有几天。
这些苦难并没有摧毁奥登,反而促使他在信仰中寻找安慰。“在家人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生活节奏被打断了,而且我在神学院里也出现了一些我必须面对的新挑战。但在这些经历中,与我同在的基督最能安慰我。祂赐我信心和勇气去面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
妻子离世后,任教53年的奥登从德鲁大学退休,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家族居住地。在那里,他继续写作,还建立了著名的早期非洲基督教研究中心。晚年的奥登,将自己的经验与智慧转化为对教会的呼吁。他所倡导的不是简单的神学思想,而是活生生的信仰体验。
奥登说:“当你被那些不理解你的人嘲笑并指责时,不要抱怨。要准备好把舍己看作是参与十字架之道的特权。我们需要做出一个会成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在心中接受耶稣,然后做出改变。这也是圣灵温柔而确定的工作。我们会经历恳切的祷告,感受到圣灵的同在、行为的改变以及勇敢的选择。在教会的复兴运动和我自己的经历中,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切。”
(本文参考了《A Change of Heart》一书,以及Christianity Today、The Gospel Coalition、Good News Magazine等网络资料,一致谢)
片尾曲:以斯拉《十字架的传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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