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全球首富身家暴涨一倍,99%的人收入下降

疫情三年:全球首富身家暴涨一倍,99%的人收入下降

导读:疫情期间,全球99%人收入下降,超过1.6亿人被迫陷入财务困境。与此同时,世界十大首富身家暴涨逾一倍。穷人遭遇更明显的不平等问题。权力很迷人,让人上瘾,但它也可以成为促进良善事业的巨大催化剂。

《境界》独立出品【新视线】
文|路恩
播音|Starry

近日,扶贫发展机构国际乐施会在最新报告《致命的不平等》(Inequality Kills)中指出,全球排名的前1000名富豪的资产在新冠疫情后短短9个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弱势人群弥补损失可能要超过10年时间。疫情引发了90多年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数亿人正面对就业不足或失业,造成全球99%的人收入下降,同时有超过1.6亿人被迫陷入财务困境,与此同时,世界十大首富身家暴涨逾一倍,由7000亿美元升至1.5万亿美元。

295名来自79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应邀参与了乐施会组织的本次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几乎令所有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情况恶化,这是有记录以来一个多世纪里首次出现的情况。乐施会总裁布彻(Gabriela Bucher)表示︰“我们见证不平等现象急剧恶化,情况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实证明,严重的贫富悬殊犹如病毒般致命……十大首富即使明天失去99.999%的身家,仍比地球上99%的人更富有。他们现在拥有的财富,是31亿个最贫穷人口的六倍。”

他们如何行使权力?

与说明现状相比,给出解决方案显然要难得多。乐施会发出了一个最直接的倡议:向世界十大首富在疫情期间暴涨的财富征收99%的一笔临时税,金额足以为全世界生产足够的疫苗,为80多个国家提供全民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资助气候调节和减少性别暴力。

穷人们显然难以指望这一倡议能帮到自己。人们无法期待有人或组织有权力强迫合法经营的企业必须额外缴纳临时税,唯一的可行性在于富豪们愿意主动捐献财富投入慈善。

英国社会学教授鲍曼(Zygmunt Bauman)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说:“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富人和他们雇佣或解雇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如果彼此相隔很远,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关联很可能被忽视,无人关注。” 那些好像远在天边的穷人的遭遇,可能难以引起人们在道德上的共鸣。

即使富人愿意慷慨解囊,巨额的财富被征收上来,进行再分配的过程中如何保证不被蚕食截留?以往由官方组织的救济计划常常忽视那些最底层的人,这种忽视进一步拖延了穷人从灾害中恢复过来的时间。贫穷往往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不公正的结果。鲍曼也认为上层领袖的不作为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贾古玛(Jayakumar Christian)

贾古玛(Jayakumar Christian)是印度一家慈善机构的主管和首席执行官,管理着近2000名国际援助人员,为印度240万儿童服务。他提到一个叫穆加利瓦卡姆(Mugalivakkam)的印度社区。该社区在印度第四大城市金奈。低种姓的哈里詹人(Harijans )人居住在这里,他们一直属于无地的农业劳动者群体。土地大多为高种姓的穆达利尔人(Mudaliars)所有。

为了缓解附近城市的交通拥堵,当地政府允许城里的精英们购买村里的农地用于住房建设。由于农用地被以很高的价格出售用于建房,该村的经济基础和就业状况急剧下滑。没有土地的哈里詹人在土地出售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使他们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工作。

一位社区领袖说:“我们不再生产水稻了,我们被迫从市场上购买大米,而且价格昂贵,我们工作的农田已经被新工厂占据了。这些工厂不欢迎我们,即使我们被雇佣,工资也很低。”

贾古玛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技术革命、经济增长、扶贫项目、绿色革命等等的好处都倾向于向少数富人倾斜。归根到底,这场游戏似乎对穷人不利,将他们排除在主流政治、经济、社会和官僚关系之外。……穷人依靠传统的安全来源,如大家庭、传统的庇护、客户关系等等。然而,当权力的表现给穷人带来各种压力时,这些传统的安全来源就会崩溃。”

他把穷人的这种无权力称之为“无力”,无力意味着缺乏爱和怜悯,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从自己的信仰出发,贾古玛看到“真正的权力是建立在牺牲的爱上,它不是压迫和榨取,而是创造和释放”。这种权力试图戳破“谎言之网”,向穷人宣告自由,医治生病的人,安慰心碎的人,照顾穷人中最不重要的人。也正是在这样的信仰支撑下,他服事穷人49年,努力促进一个以爱和服务为基础的新社区的形成。

权力可以成为良善的催化剂

于2021年担任美国泰勒大学新任校长的林赛(David Michael Lindsay)是一位研究领导力方面的社会学家。《顶层视野:塑造我们世界的领导力》一书是他积累十年的研究成果。

林赛在书中访问了包括两位总统在内的美国550位顶级CEO和政府高官。在采访了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之后,他由衷地认同一句话——“那些利用其权威控制他人或只是谋求自己利益的人根本不是领袖,而仅仅是玩弄权术的人。”具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领袖会善用手中的权力去为大众谋福利,特别是在慈善事业中。

林赛写道:“钱作为把富人和穷人区分开来最明显的东西,如果它被用于慈善,就不仅能带来大量的好处,而且还可以传递对他人福祉的关切。……权力很迷人,也让人上瘾,但它可以成为促进良善事业的巨大催化剂。在这个世界上,对领导者们来讲,权力的破坏性本性最确定无疑的解药就是放弃权力带来的个人利益,让那些利益转而为那些本来有可能得不到它们的人服务,给他们带来福祉。从本质上讲,对权力的最高层次的运用便是当其为那些权力更少者的利益而牺牲的时候。”

或许因为拥有同样的信仰背景,林赛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印度的贾古玛一样提到了舍己的牺牲。“信念伦理认为,领袖应当忠实于他们的道德原则而不问后果。而信念伦理通常在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来。”

林赛的朋友乌尔曼(Myron Ullman )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乌尔曼曾是美国最大连锁百货商店之一的杰西潘尼(J. C. Penney)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两次担任杰西潘尼的高管都是公司面临破产之时,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又奇迹般地复苏。2010年,因为他出色的领导能力,耶鲁首席执行官研究所授予他“传奇领袖奖”。乌尔曼还曾应邀前往总部设在香港的大型商业集团九龙仓置业公司担任行政总裁,也曾将濒临破产的梅西百货公司盘活。

退休后的乌尔曼婉拒了多家著名企业的邀请,出任宗教慈善机构“怜悯之舟”(Mercy Ships)的董事长。他们通过一艘医疗船去非洲服事那些无法支付医疗费的穷人。没有权力的转移,真正的发展就不可能发生。林赛把这种为他人谋求利益的工作,称之为“道成肉身式的领导力”,最终会形成一种植根于爱的领导风格。

为穷人建立群体

同样受信念伦理驱动的公益机构“世界之粮”(Bread for the World),在代表贫困群体影响公共政策方面非常成功。创始人亚瑟·西蒙(Arthur Simon)是一位路德会领袖,组织创始之初,他就鼓励每一次行动和会议都以祈祷开始。

1999年至2000年,“世界之粮”与数十个其他组织和U2乐队主唱波诺等知名人士一道,说服20个国家加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免除了非洲国家69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这使贫穷国家每年多获得40亿美元用于教育和减贫,2000多万贫困儿童得以上学,33个不同国家的家庭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好的住房和医疗保健。

疫情期间,“世界之粮”仍然在世界各地进行工作,并发布年度饥饿报告,关注新冠疫情使穷人遭遇更明显的不平等问题。目前担任该机构CEO的亚裔领袖尤金·曹(Eugene Cho)在社交媒体写道 :“我们可以对复杂问题的政策和解决方案持有不同意见,但我们绝不应在同理心和同情心方面存在分歧。”

正是这样一些努力,帮助人们对贫穷的理解不断加深。贫穷不单表现在金钱上,更体现在情感、灵魂和心灵层面。贫穷的本质是一种剥夺同情和爱的状态,要帮助穷人必然意味着坚持真理和正义。

在服事印度贫穷社区多年后,贾古玛认识到,只有具有盟约性质的关系群体才能改变所有的关系。这个群体中不需要胜者和败者,不摧毁任何人,不寻求操纵权力,而是寻求建立关系。“这样的群体与世界对权力的理解明显不同,世界对权力的理解是建立在穷人身份被玷污的基础上的……在盟约的背景下,团结合一被理解为一个与穷人在一起的社区,而不仅仅是为穷人运行一个项目。”

在这种权力表达中,无权者首先被视为被爱的人,群体永远不会损害他们的基本人格,却会帮助他们认清自我的真相,明白“被定罪的人能够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有信心地说,‘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唯有如此谦卑地接受我们天生的无能为力,真正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我们才能发现更新与转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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