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背女孩：其实我是心里病了，把自己封闭在仇恨里

我生来被弃，养父母也相继离世，哥嫂看我为拖累，拿走我的工资，连手术签字的风险都不愿担。我却落在陌生人编织的爱网中。神让我经历人间冷暖，我才真正懂得爱，承认自己的罪：当别人嘲笑我时，我心里咒骂、憎恨世界的不公，恨意难平，觉得所有人都和我有仇。

《境界》独立出品【这世代·90后】

口述| 邓德芬

采访| 周 怡

播音| 琼琼

养父母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我正躺在家里的阁楼上奄奄一息。出生后没吃上一口奶的我，被遗弃在阁楼的角落里自生自灭。家中人对我的到来一直沉默着，不仅因为我是计划生育政策下不该来到的生命，也因为我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孩。

但当我再次有力气大声哭泣时，我已经来到了养父母的家中。他们偷偷趁着夜黑将我抱回家的时候，村里的人都不赞成这疯狂的行为。这对年近五十的老夫妻是村里最穷的贫困户，连砖房都盖不起。双方再婚后生养了一个儿子，已经成年在外打工，他们年纪大了却抱来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养活的女娃子。

爸爸直挺地躺在房子中间

从小我很少生病。但就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一场意外改变了我的命运。那天，我照常背着背篓和我爸上山去砍柴。背篓很快堆满了柴，我和爸爸就一前一后背着回家。我的老家在贵州，人称“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山路又陡又不平。

我一不小心连着背篓一块儿骨碌骨碌滚下了山，一直到一棵茶树挡住了我。我疼得呲牙咧嘴，老爸赶忙把我抱回家，拿来白酒在我腿上不停地揉。其实，那时我的腿已经断了，只是他们不知道。更糟糕的是，我的脊椎也摔歪了，从此我的背慢慢变驼了。

家里穷得没钱带我去看医生，只好上村里买点止痛药，让我熬过疼痛。我记得自己当时去上厕所，都是从地上爬过去的。慢慢地，我又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开始走起路。我继续上山砍柴挑水，却发现每次挑东西、干重活，弯腰都会疼，背上慢慢鼓起一个包来，个子再也没长过。可生活的担子我不挑，没有人会帮你挑，我也就没时间去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

不久后，养母的身体很快衰弱下去，连床也起不来。爸爸和妈妈关系不好，哥哥又常年在外打工，照顾妈妈的担子就落在我身上。她没办法上厕所，我就拿个瓢子为她接着；她半夜常睡不着要喝水翻身，我就起来服侍她；她有时半夜病重了，我只身打着手电走好几里山路去村里请医生。

当时才10岁的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穿过野地的坟堆，一路跑着去求救。我们家是村里离学校最近的一户，走路五分钟就到了，我却每天都迟到，而且一晚就晚一两节课。因为妈妈几乎一刻都离不开我。我心疼她是个苦命的女子，为前夫生了七个孩子，却亲眼看着最爱的小女儿被前夫活活打死，为了躲避家暴而不得不离家出走。虽然我不是她亲生的，但我现在想起她的爱来，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妈妈在病床上熬了半年，终于还是撒手而去。她的离开让我的日子更辛苦了。

养父虽然爱喝酒，也不管事，但他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特别在我还小的时候，如果不是他四处借钱养活我，我根本不会活到今天。就是这个可怜又可爱的老爸，在妈妈去世后不久突然头疼起来。那时我刚搬到学校上五年级，突然有人来通知我：“你爸爸不行了！”“怎么可能？”我吓得手足无措，赶回家中，看到爸爸已经直挺挺地躺在房子中间，因为脑溢血离开了。

我记得那天热得不透一丝儿气，我的心却冰凉冰凉的。等着哥哥从打工的地方赶回老家，爸爸的身体都开始发臭了，我却像个什么都不会做的人，失魂落魄地待在一个再也没有父母的家里，只会哭泣。哥说我反正住在学校里，就把家里的水电都停了，偶尔给我的生活费只够我每天在学校里抓两小把米煮稀饭喝。

后来，哥嫂决定让我去帮他们带孩子。小侄女出生不到三个月，他们就让我独自带着孩子去嫂子的娘家住。那个陌生的山寨和我家隔了一条江，山更高，家更贫。我每天背着孩子做饭、养猪、喂牛、洗衣、赶集，一刻都不敢闲着。

一年后，兄嫂决定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我跟着一起来到广东佛山。嫂子嫌我孩子带得不好，嫌我在他们家住增加开销。我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养活自己。可是招工的人一看到我歪斜的双肩、驼起的背、不到1.3米的身材，就告诉我不招人了。

2012年，我终于在一家电子厂找到工作。我知趣地搬离兄嫂的住处，申请了工厂的宿舍。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兴奋地打电话给我哥，第一次用自己挣到的钱给自己买了早饭。还没走到厂区，就看到哥骑着摩托车等在厂门口，劈头就问：“钱呢？”我怔了半天才意识到他是问我要刚发的工资。我二话没说就掏给他。他抽出了零头77元给了我，其余的钱全拿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也想做手术，但没钱

我不得不面对生活中两种难以承受的痛：我视为唯一亲人的哥嫂看我为拖累，从来没把我看作家人。外人嘲讽的声音和眼光让我害怕进入人群，心里憎恨这个世界的不公。

每天放工，我一走出工厂，一些青年人就不怀好意地在路上朝我喊：“矮驼背！矮驼背！”我气得跑回宿舍，饭也不吃，捂着被子哭。从此，我就不在白天的时候出去吃饭，有时一整天都不吃饭。也许饿死了也比过这样被人嘲讽的日子要好。三天过去了，我没有像故事中那样被饿死，却虚弱得连走路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飘。

生活的残酷就要把我打倒了，上帝却预备了机会把我搀扶起来。工友们渐渐认识了我，询问我的情况，建议我去医院看一看。一位好心的工友要去医院产检，就主动带我去了市里的医院。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踏进医院，第一次走进城市，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的身体还有被医治的机会。医生告诉我可以做手术，但是他们的医院做不了。要去大城市，手术费用大约在20万左右。

20万简直是天文数字，我连一万都没有！我想我这辈子都做不了手术了。虽然结果很糟，我心里却很快乐，因为我第一次看见生活原来可以有不同的活法。我记下了医生对我病情的诊断，开始利用手机上网查找相关病例的情况。因为我的身体越来越疼，背也越来越驼，呼吸变得困难起来，连说话都不顺畅了。我想也许大城市的医院会便宜一点。

2012年的下半年我终于踏上了自己的寻医之旅。用打工攒的一点零钱，我只身来到广州。几经辗转，我到了中山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结论和之前一样：需要手术，术后还需要几个月的牵引和康复，费用总共近二十万。即便像我这样的特殊情况，医院可提供一半的减免，也至少需要6-8万。

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觉得今生都没有机会了。我木然站在楼道的电梯口，看着电梯上上下下、人进进出出，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恰在这时，一位母亲扶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在练习走路。我无心地问道：“阿姨，你们家小孩也是跟我一样情况，做了手术吗？”“是啊。你是来做手术吗？”“是的，我也想做手术，但没有钱。”

阿姨就安慰我说，没钱可以想办法，不要放弃。她询问了我的情况，周围慢慢聚起人来，把我围在中间。当下还有人掏出兜里的钱塞给我，有人从病房里拿出食物给我，有人要带我去吃饭。我接受着大家的恩惠，甚至都没机会看清他们的脸。

一位大叔热切地说，他回家乡后就动员村里人给我捐款。一位不知名的病友要我留下联系电话，说以后帮我找公益机构帮忙。我感动得不知所措，不是因为他们帮了我多少，而是因为他们给了我希望。这是我第一次在人世间尝到爱的滋味。

我回到工厂。有一天，突然一个陌生人给我电话，让我联系一位志愿者。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了电话，得到的回复并不热情，甚至带着一些怀疑。我被要求先回老家办一系列的证明，并提供生活和工作照，帮助他们核实情况。机构也会派人实地探访我。为了抓住唯一的希望，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2012年12月，我被通知去住院准备手术。在这之前，我与对方从未谋面，也不知道费用情况，以至于其他工友都认为我一定受骗上当了。没想到，住院的当天真出了岔子。公益机构筹措的资金没有到位，我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却还差五万元。医院告诉我不交满钱，就不能动手术。我急着给志愿者打电话，却总是无人接听，眼看着我的手术要泡汤了，交进去的钱似乎也打了水漂。

这时，一位素昧平生的大叔来陪母亲做颈椎手术，他看着我跑上跑下，焦头烂额，就一直跟着我。听说我差五万元做不了手术，他就表示愿意先替我交钱，让我以后再还他。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他们还坚持塞给我三千块钱，让我术后补身体。这时公益机构筹措的资金到位了。12月21日，我做了人生第一场手术。

德芬在工厂宿舍

“咔嚓”，我后背的支架断了！”

术后不久，帮我筹措费用的志愿者专程从上海来看我。她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德芬，今天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但是你看，末日没有来临，你的新生却来了。这个手术实在太有必要了。医生说，你的脊柱侧弯已经压迫到神经，影响肺功能。如果再不动手术，你绝对活不过30岁。”

虽然没有家人来照顾我，周围的病友家属们却把我当成自己的家人一般。煲了粥来，喂自己的家人一勺，喂我一勺。我不能行走要去做检查，他们就轮流推着轮椅送我去。还有些人在网上为我捐款。看到我信息的好心人，煲了鸡汤来看我。他们会隔三岔五来为我祷告，虽然那时我不认识耶稣，也没有人和我清楚地讲福音，但我却被他们所做的感动了。我的兄嫂连手术签字的风险都不愿意担，把我孤零零地抛在这里，我却落在陌生人编织起的爱网中。我何其幸运！

手术后，我不再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背上的鼓包也不见了！但我从此再也不能弯腰、不能干重活，不能疲劳。

为了养活自己，休息没多久我又出外打工。这次我来到了大城市广州。到广州的第一天，我就被一个司机骗走了身上仅有的500元钱。好在不久后，有人介绍我去了一家专招残障人士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友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有些是已经痊愈的麻风病人，在工厂里待了几十年。这个提供住宿的工厂虽然工资不高，却像一个专为我提供的避难所。

可没过多久，一场出人意料的风暴临到了我。2014年底的一个傍晚，我正准备做饭，听到后背传来“咔嚓”的响声，我一下瘫倒在地，爬不起来。我知道是后背的支架断了。断裂的支架戳着我的皮肉，但真正戳痛我心的却是深深的绝望。我知道自己第一次的手术是怎么来的，我没法想象同样的情况还能再来一次。看着我躺在床上哭，工友们纷纷安慰我：“闻老师会想办法的。”

原来年近八十的闻老师就是这间福利工厂的创办人。她和先生是在中国服事多年的宣教士。90年代中期时，闻老师和一个医疗团队为一些中国的麻疯病康复村提供医疗服务时得知，许多患了麻疯病的妇女都是文盲，而且被歧视，几乎没有谋生技能。她就决定成立一所缝纫学校，让这群弱势妇女学习一项技能养活自己，获得尊严。

这个小缝纫学校发展成一家小企业，就是我所在的“希望之手”纺织厂。闻老师得知我的情况后，立刻着手帮我四处募款，并让我手术后回到工厂来安心养病，直到身体完全恢复。我第二次手术的所有费用都是闻老师筹措的，她后来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阿芬，过来抱抱！”我被这个充满着慈爱、满脸笑容的老人抱在怀里，我一分都不能报偿她，她却愿意不求回报地爱我。

闻老师夫妇自己没有什么钱，募来的款也都投在了工厂上。纺织刺绣的订单不稳定，几年前帮助闻老师经营的中国合伙人又以欺诈的手段强占了厂房，工厂只能勉强维持着。那时我只是惊讶于世界上还有这样高尚的人，不理解他们背后的力量是出于谁。我的脊柱处有两根支架、十七个支点，我不知道它们怎么会断了。神却藉着这第二次的手术最终让我与基督有了连接。我现在回想起来，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

经历了二次手术，我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20岁的我不该再拖累别人，我决定自己去外面闯一闯。

德芬参加“希望之手”产品义卖

我自己也是个彻底的罪人

2016年的冬天，我来到北京，找到了一张每月600元的床铺和一份每小时20元的外卖店工作。我很怕老板赶走我，什么杂活儿都干，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停。后来老板就雇我做长期工，一个月3000元。我唯一的目标就是不要流落街头，因为晚给一天房租就会被赶出去。

虽然三千元在很多人看来根本不够在北京生活，但对我来说却很满意了。我一天吃一顿，从早干到晚，做汉堡、腌鸡腿、鸭腿、蒸饭、备菜。有时候晚上做完了就直接在店里铺张纸，睡在地上。老鼠、蟑螂常常踏着我的身体爬过。但这些辛苦我都不怕，我害怕的是自己身体再次出现问题，再加上四处漂泊的状态，让我没有一天安心过。

2017年，我又辗转去了深圳，最后到了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面试电话，给我提供一份扫描古籍的工作。小学没毕业，从没有接触过电脑的我，竟然得到一份这样的工作，我害怕得当晚就想逃走。可工作部门的主任却告诉我，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他耐心地教我操作机器、使用电脑，我慢慢熟悉起来。

到上海后，我通过工友知道闻老师的儿子定居上海。闻老师夫妇最近刚好在他们家小住。我决定上门拜访致谢。闻老师看到我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丝毫没有因为我离开工厂自谋生路而责怪我。闻老师的媳妇听了我这些年的经历后，认真地对我说：“我觉得你真正需要的是倚靠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么多年来，在你没有认识祂的时候，祂已经拣选了你，给你一切够用的恩典。”

我承认自己这些年来都很无助。回想自己所受的苦究竟有什么意义？仅仅是因为我的命比别人苦吗？仅仅是因为我就是一只连蟑螂和老鼠都要来踏一脚的蝼蚁吗？我望着他们一家，我羡慕他们所活出的样子，我毫无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去教会认识这位神。

随着对耶稣的认识一点点增加，我逐渐看清自己所走过的路不是白白的，而我自己也是个彻底的罪人。过去我因为自己经历的不公平，总是想死。当路人多看我一眼时，我就会恶狠狠地怼回去说，看什么看。心里的恨难以平复。我抱怨社会，觉得所有人都和我有仇。特别是别人嘲笑我的时候，我只能藉着哭泣和心里的咒骂发泄自己不满。那时的我脸一直板着，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人。

我知道是耶稣让我的眼光改变了。我虽然幼年就受苦，但我现在却相信神待我是公平的。祂没有让我高看自己，也没有自夸，而是看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明白了世间的不公平正是因着人的罪恶的本相，每个人都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活。以前的我何尝不是这样呢！当神让我经历了人间冷暖，我才真正懂得去体谅别人、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变得常常被周围的人感动，也变得喜乐起来。

我住的小区门口常有个卖菜的阿姨，我以前根本不理会她。后来，我看到她会尽量预备些零钱，从她那里买些菜，包里有水果就递给她吃。结果，一次她突然说，妹妹，上次我多收了你的钱。那已经是好久之前的事了。我信主后明白，当你以真诚对待别人时，别人也会以真诚对待你。过去的我总以仇恨的眼光看待别人，别人也就同样以仇恨的眼光看我。其实我是心里病了，把自己封闭在仇恨里。现在当我积极面对别人时，我得着的是满足和快乐。

目前，我仍在做扫描的工作，每天都会加班，扫二三十本书。虽然辛苦，我却有机会在工作时听讲道录音，也明白了神要让我穿上全副军装抵挡的究竟是什么。撒但的差役很多，不公正、谎言、欺骗、人心的欲望都和它有关。撒但不是我真正要去害怕的对象，而是我每天要靠着主耶稣一起去争战的对象。

我也认识了许多信主的大学生朋友。他们给我的尊重和关怀使我更确信，在主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知道有主看着我。我也真实地认识祂、经历祂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