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性暴力：饶恕并不排除寻求正义 —— 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新得主的故事

在“世界强奸之都”刚果服事的基督徒医生穆奎吉，近日获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幼时他就跟着做牧师的父亲探访病人，决心“尽我所能来治疗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饶恕并不排除寻求正义。如果上帝只有正义，祂就不会爱作恶者；如果祂只有仁慈宽恕，祂就不会爱受害者。

《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文 | 文道

 播音 | 小馨

北京时间10月 5 日下午，刚果（金）妇科医生丹尼斯·穆奎吉（Denis Mukwege）和伊拉克人权活动家纳迪亚·穆拉德（Nadia Murad）获得了2018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两位获奖者都为结束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努力树立了榜样，“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提高了战争中性暴力的可见度，从而使犯罪者为其罪行负责”。

今年也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820号决议第十年。根据该决议，以性暴力为战争武器，既是战争罪，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决议要求停止对平民的一切性暴力行为，保护妇女、女孩免受其害。联合国官员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帕滕（Pramila Patten）女士说：“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聚焦了一个长期隐藏在历史阴影下的罪行，并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所有遭受过性暴力的妇女、女孩、男人和男孩都应该得到正义和救治。”

他们把妇女的身体当作战场

穆奎吉大约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决选名单上。诺奖委员会称，穆奎吉已经在本国和国际社会成为“为了终结战争中的性暴力最具有号召力的符号”。

1955年3月，穆奎吉出生于刚果。幼时，他就经常跟随作为牧师的父亲探访社区中的病人，年幼的穆奎吉因此决心成为一名医生。在发现当地医院的女性患者常因医疗不当导致并发症时，他决定专注妇科和产科。作为基督徒的他，与那些破碎的人接触，这帮助他相信上帝给了他能力是要去帮助他的国家和人民。

从布隆迪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在一家乡村医院工作，医疗遭遇的挑战促使他去法国接受妇科专业培训。

而当时的刚果，已经被称为“世界强奸之都”。曾在基督教救助组织“眼泪基金”（Tear fund）担任主席17年的伊莱恩·斯托基（Elaine Storkey）调查后发现，当地参与性暴力的人数是惊人的。在刚果，估计有20万幸存的强奸受害者，死亡人数则永远不会被知道。在其他非洲国家，卢旺达的种族冲突在一百天里造成25万至50万妇女和女童被强奸。塞拉利昂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约有6.4万名国内流离失所的妇女被性侵犯。利比里亚内战（1999—2003）期间，年龄在15至70岁之间的妇女中近半数被强暴。

当发现这些之后，穆奎吉再也忍不住，他投身性暴力受害女性的治疗工作，并呼吁各方停止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穆奎吉经常每天花18个小时在医院里做10次手术。暴力强奸导致成千上万的刚果妇女遭受长期的身体伤害，包括瘘管、大小便失禁和感染，以及使分娩复杂化的伤害。

1999年，穆奎吉在刚果东部城市布卡武成立了潘奇医院（Panzi Hospital）。这一年，他第一次见到在武装冲突中受到性暴力侵害的女性。强奸者把一支枪插入了受害者的下体并击发，摧毁了她的整个骨盆。穆奎吉说他开始以为那只是偶然的疯人行径，却没想到同一年他竟然收治了 45 个相似的受害者。这种做法在2016 年后呈现上升的趋势。

据穆奎吉创立的潘奇基金会官网介绍，自1999年来，他们治疗了超过五万名性暴力受害者。医院不仅提供身体治疗，还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和心理治疗服务。“自从停火以来，在刚果活动的反叛组织把妇女的身体当作战场，把性暴力当作武器。……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被送到医院，她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伤痕累累。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尽我所能来治疗她们的身体和心灵。”

穆奎吉的工作服上有一颗纽扣，上面写着：“停止强奸我们最大的资源，把权力还给刚果的妇女和女孩。”他的信仰影响了他医治病人的方式，“不仅要治疗女性的身体，而且要为她们自己的权利而战，使她们独立自主，当然，还要在心理上支持她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愈合的过程，女性可以重新获得尊严。”

公开对抗不义的罪行

常年关注性暴力议题的伊莱恩·斯托基曾于2005年访问刚果。当她问政府官员有多少士兵因性暴力被判有罪并服刑时，全场一片沉默。

“很明显，没有法律保护妇女不受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的侵害。没有相关法律，没有案件提交法庭，没有法官审理，也没有对遭受侵犯的妇女进行赔偿。从法律、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性暴力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刚果作为‘世界强奸之都’的名声在我面前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她发现，在这个国家里，要想让任何人因这些罪行被绳之以法，需要花大力气去宣传、去祷告。

穆奎吉无法闭口不言。他多次谴责大规模强奸而不受惩罚的现象，并批评刚果政府和其他国家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战争中的性暴力。

“正义是每个人的事情。”这是穆奎吉常挂在嘴边的话。他认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官员还是士兵，国内还是国际的掌权者，都有一个共同责任，就是公开并对抗这类不义的罪行。“你发现将强奸作为一种武器，这比我们所有的传统武器都更有效，不仅在身体上毁了受害者，还毁了整个家庭，整个社区。”

2012 年，穆奎吉在联合国发表了一场措辞严厉的演讲，斥责刚果政府和其他国家对“一场将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强奸作为战略的战争”袖手旁观。不久之后，当他10月回到刚果家中时，遭到四名武装人员的袭击，他的保安在对抗中遇害，穆奎吉侥幸逃过一劫。

随后他逃离刚果。但为了潘奇医院的病人们，2013年1月，他再次回到家乡，一边救助病人，一边倡导帮助性暴力受害者，惩罚战争性暴力的犯罪者。

2017年，他在路德世界联合会（the Lutheran WorldFederation）的一个主题演讲中说，如果基督徒不能在我们的社区和邻居中实践信仰，我们就无法完成基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是马丁·路德的继承者，我们要通过上帝的话语，……让那些成为男性野蛮行为受害者的女性能够体验上帝的统治（而非男人的统治）。”

斯托基也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悲剧是，尽管这些暴力行为在很多国家都被广泛禁止，但仍有许多不同形式的暴力行为能够持续下去。对受苦的人被动的同情是不够的。消除这种不公正需要承诺、坚持不懈和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

21世纪初 ，“贾贾威德”民兵组织和苏丹政府军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奸杀了数万名非阿拉伯妇女。2013年，索马里内战期间发生了针对妇女的猖獗暴力事件，据来自叙利亚的报道称，有9万名妇女和儿童被强奸和性迫害。就在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野蛮行径继续着这一恶性循环。

美国《天主教国家纪事报》（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NCR）在报道中呼吁：“ 斩首和爆炸被视为恐怖主义行为，但有计划地强奸、绑架和贩卖妇女作为一种战争策略，仍被视为一种妇女或人道主义问题。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性暴力行为是恐怖主义行为，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关切，否则我们将很难与这些对妇女进行的、灾难性的攻击作斗争。”

“我无法告诉孩子，她的父亲是谁”

这一切在这些女性中造成的焦虑和恐慌，几乎无需想象。在像刚果这样的战争社会中，妇女的大部分价值都系于生养孩子上，这使她们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

攻击者可能随时攻击她们。她们无法维持日常的生活，因为外出取水变得很危险。如果强奸导致怀孕，那是另一种羞耻，因为一个由强奸而生的孩子很可能会被社会和母亲拒绝。

帕斯卡琳（Pascaline）拒绝告诉她4岁的孩子亲生父亲是谁。“我怎么能告诉孩子她的父亲是对我做过这种事的人？”当帕斯卡琳慢慢地把一只左腿的长袜拉下时，露出膝盖下的伤痕和烧伤。帕斯卡琳被一个卢旺达的民兵组织拘留了八个月。自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后，该组织越境逃往刚果，在刚果东部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

帕斯卡琳每天都遭到殴打和强奸。最终她逃了出来，但已经怀有身孕，帕斯卡琳感到悲伤和愤怒。后来，她和另外42人一起住在“医治非洲”（Heal Africa）机构为战争暴力受害者建立的安全屋里。通过咨询和支持，她们被帮助与她们从未想要生育的孩子建立联系。

在帕斯卡琳的案例中，情况取得了巨大进展。她说：“孩子安慰我，特别是当我看到她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也和我一起玩、一起笑的时候，我抱着我的孩子，很开心，我真的忘记了我的一些问题。”

救助帕斯卡琳的医院是刚果戈马地区很有名的治疗中心，20多年前由刚果一位基督徒外科医生卡塞瑞卡·卢西（Kasereka Lusi）和他的妻子林恩（Lyn）一同创建。林恩多年来积极推动立法保护受害女性，在她的努力下，2010年，在刚果鲁丘鲁（Rutshuru）的一个军事法庭，10名军官被判犯有强奸罪和其他战争罪。

林恩和丈夫的异象是在冲突中为刚果东部人民提供整体护理，包括培训医疗实习生、修复四肢和器官、照顾性暴力受害者和实施瘘管手术。仅2013年一年，他们就治疗了五千多起性暴力案件。

斯托基写道：“当我到达‘医治非洲’医院的时候，一个17岁的漂亮女孩被一群妇女抬进院子里，小心翼翼地把她交给警察。她被轮奸后躺在血泊中。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身体上的创伤、性侵犯和情感上的痛苦几乎令她完全绝望，她在一位护士的怀里哭着，前后摇晃着。护士把她搂得紧紧的，轻轻摇着她的脸，满怀怜悯地为她祷告，姑娘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为什么？为什么？”

在穆奎吉所在的潘奇医院，工作人员路易斯·妮兹吉尔（Louise Nzigire）说：“对于战争中的所有各方来说，强奸是一种廉价、简单的武器，比子弹或炸弹更容易获得。”根据她帮助幸存者的所有经验，她对那些施暴者的意图毫不怀疑，这种暴力的目的是消灭人口。

斯托基认为，应该有法律禁止性暴力的发生，这也是施行正义的途径之一。因为“法律有助于一个国家重新定义这个问题，确认侵犯妇女是一种罪行，并承认她们享有和平的权利。法律会对使他们免于遭受攻击的危险作出至关重要的承诺。”

例如，阿富汗在2009年8月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的法律，将童婚、买卖妇女以解决争端、殴打和其他十几种暴力和虐待行为定为刑事犯罪。2008年，危地马拉通过了禁止杀害女性和其他形式暴力侵害妇女的法律。这些都改写了所在国的历史。

十字架也是神对罪发怒的地方

同时获奖的伊拉克女士纳迪亚·穆拉德（Nadia Murad）。她于2014年被伊斯兰国组织（ISIS）绑架，成为性奴隶。她所在的亚兹迪族（Yazidi）人遭受大屠杀，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甚至将强奸作为一种军事战略。如今，穆拉德已成为一名维权人士，在国际舞台上劝说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送上法庭，让他们对亚兹迪人犯下的罪行得到审判，并推动找到3000多名还未承担责任的人。

穆奎吉和穆拉德都曾谈到战争中强奸的普遍存在，以及使这些罪行延续下去的有罪不罚的恶性循环。尽管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他们仍积极在世界各地为性暴力幸存者呼吁。

作为福音增长最迅速的非洲大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基督徒群体是如何面对性暴力挑战的？加拿大基督徒作家珍·波洛克·米歇尔（Jen PollockMichel）注意到，有些基督徒女性在遭遇性暴力时，会选择赦免强奸犯，求神洁净自己的罪，并继续向前走。

但这个做法有一个令人痛苦的遗漏：“没有被要求报告强奸。她没有要求寻求正义。哈巴谷将自己向神所受的苦楚明明地告诉神：‘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幸运的是，圣经见证了上帝的子民握紧拳头，呼喊正义。充满哀声的《诗篇》发出了绝望而愤怒的呼喊，呼求上帝恢复正义：主啊，恶人有罪不罚，你袖手旁观要到几时呢？……圣经启示我们相信，神的公义必定包含着对邪恶的公义审判，而这个信息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

上帝憎恶暴行。当圣经中的妇女们在遭受暴力时，我们看到上帝自己施行正义。她以大卫为例：“我不记得他是怎样强行把拔士巴抱到床上的，但是这个故事是以婴儿的死结束的。我想到的是他的女儿他玛，她被他的儿子暗嫩强奸了。大卫虽然发怒，却软弱无力，他也不追究暗嫩的事。由于他父亲的不作为，另一个儿子押沙龙，暗杀暗嫩，报复妹妹他玛被羞辱之仇。”

由于父亲大卫没有施行正义，整个家庭分崩离析。除了大卫，还有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20章，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撒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妹，而不是他的妻子，这个谎言允许亚比米勒把撒拉带到他的后宫，让他随意占有她。然而，在亚比米勒触摸她之前，上帝在亚比米勒的梦中告诉他真相。当亚比米勒面对亚伯拉罕的“大罪”时，他指责亚伯拉罕说：“你怎么向我这样行呢？”（创20：9）神借着亚比米勒施行正义。

圣经中还有许多例子，男人的软弱不是把女人交在暴力的手中，就是在暴力被发现时没有明确地执行正义：以撒和利百加（创26章）；雅各和底拿（创34章）；利未人和他的妾（士19章）。米歇尔看到，这些故事对那些遭受性暴力的女人来说是毁灭性的。“她们中的一些人把某些段落中的沉默解释为上帝对她们自己的痛苦漠不关心。她们怀疑圣经的神是否可信。更困难的是，当这些段落从讲道中删除时，妇女们会对如何正确应对性暴力感到疑惑。”

米歇尔强调，近年来的“咪兔”运动虽然没有让这一切变得更好，但它正在促使教会寻求一个更符合圣经的框架来理解正义和宽恕的意义。饶恕并不排除寻求正义。十字架不仅仅是彰显上帝仁慈的地方，非常重要的是，这也是神对罪发怒的地方。“我们必须继续相信一个古老的故事，那就是无罪的神将自己自由地交在作恶的人手中，以修补罪的创伤。如果上帝只制定了正义，祂就不会爱那些作恶者；如果祂只有仁慈宽恕的一面，祂就不会爱受害者。”

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坚定的信念上，那就是罪的权势已经被征服，我们不会永远陷入恶性循环的虐待和暴力之中。救赎是由基督通过神的爱战胜邪恶而带来的：基督面对世界的不公、人类的残暴，为罪而死。这意味着那些与压迫和侵犯作斗争的人总是有希望的。生命可以恢复，痛苦可以治愈，束缚可以打破。

（本文成文参考了斯托基《人性的伤疤》一书以及今日基督教、福音联盟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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