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受辱的记忆——观电影《羞辱》

托尼羞辱亚西尔，也被亚西尔羞辱；官司闹上法庭，随着辩护的深入，双方角色不断在侮辱者与受辱者之间转换。亚西尔给了托尼一拳，反过来也被托尼打；和解的逻辑在于要“扯平”吗？暴力的逻辑却是不断把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在真正的无辜者那里，藏着和解的希望。

《境界》独立出品【影评】

文 | Xila

播音 | 代恩

刚刚过去的5月14日，美国终于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总统特普朗早就声称这将有利于地区和平，他称这一天是“以色列伟大的一天”。

就在同一天，数万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与以色列交界地区抗议，在与以色列军队的冲突中，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近三千人受伤。如果算上过去六周左右在冲突中的总伤亡人数，已经有超过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万多人受伤。同样在5月14日，久未露面的“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公开号召穆斯林对美展开“圣战”。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地区各族群、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将因为使馆迁址事件继续加深。

时间再往前拨一个月，4月17日，柏林街头的一名男子因为佩戴犹太小圆帽，而遭到三名阿拉伯男子的辱骂和殴打。被殴打的男子叫亚当·阿默什（Adam Armoush），有着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血统，他本人对中东地区的冲突并不关心。其中一个殴打者是19岁的叙利亚人，他一边用皮带抽打亚当，一边大喊：“犹太人！犹太人！”整个过程被录成47秒的视频发到网上并迅速蹿红。

一边是在耶路撒冷表现强硬的以色列，一边是47秒视频爆红所揭示出来的欧洲被伊斯兰化的危机。背后深藏的问题仍然是族群的冲突与撕裂。

“如果沙龙从开始就灭绝你们该多好”

今年3月，黎巴嫩著名导演齐德·多尔里的电影《羞辱》（香港译为《给我一个道歉》）获得第九十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此前，该片的男主演已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关注中东族群冲突的影片，在巴勒斯坦电影节上遭到滋事分子冲击，被迫取消了闭幕片的放映。

故事发生在黎巴嫩，这是一个族群、宗教、派别林立的国家，国内的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天主教徒（马龙派）之间维持着相对平衡，首都贝鲁特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然而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引发的第一次阿以战争，造成了近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打破了黎巴嫩国内脆弱的政治平衡。巴解组织的武装势力进入，致使局势恶化。1975年，身份不明的枪手冲进教堂枪杀天主教徒，黎巴嫩爆发了天主教马龙派与穆斯林及各派之间长达十六年的内战。

一位曾经历内战的黎巴嫩天主教徒加百列（Brigitte Gabriel）在《Because They Hate》一书中回忆说：“在三次难民潮中，我们伸开双手接纳巴勒斯坦人，他们却把这东方巴黎变成人间地狱。”这种感受在黎巴嫩天主教徒中很有普遍性。

影片一开始就将两位男主角放在一场看似莫名其妙、却又不可调和的矛盾中。黎巴嫩天主教徒托尼阳台的水管破裂，阳台漏水淋到正在施工的的巴勒斯坦难民也是管道工程师亚西尔身上。后者敲开托尼的家门，希望获得允许替他维修管道，却吃了闭门羹。当亚西尔克制地从户外将管道修好之后，托尼却拿起榔头把修好的管道砸碎，将冲突推向高潮。忍无可忍的亚西尔骂道：“你这个混蛋”。

至此，一场因管道引发的冲突正式开始了。“管道”在这部电影中颇有象征含义，托尼将管道砸碎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管道破裂了。亚西尔和托尼身边的人都充当着修复者角色。首先是亚西尔的上司，他试图让托尼意识到亚西尔不过是按职责行事，同时希望亚西尔向感到受辱的托尼道歉，尽快息事宁人。但当自认没错的亚西尔最终在上司和妻子的劝说下来找托尼道歉时，托尼却吐出一句：“如果沙龙从开始就灭绝你们该多好。”这句话的杀伤力比一句“混蛋”大多了。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以及三次阿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以色列人眼中的英雄，却是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家园的罪魁。特别是1982年，为了清除藏身黎巴嫩的巴解组织，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在巴解组织撤离黎巴嫩之后，1982年9月贝鲁特附近的难民营发生了一场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屠杀，屠杀的主要参与者是黎巴嫩天主教政党控制的武装力量，但联合国的调查认为“以色列对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而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需对“忽视大屠杀和复仇事件的存在可能性负有个人责任”。

因此，当托尼说出“如果沙龙从开始就灭绝你们该多好”时，深感受辱的亚西尔一记重拳打断了托尼两根肋骨。

“不，我们不是兄弟”

影片的主要情节是在法庭辩论中展开的。这场理性的法庭辩论，抽丝剥茧地让我们看到隐藏在表面冲突之下的深层原因。那些莫名其妙的愤怒背后有着合乎逻辑的理由。

法庭辩论的焦点很快就锁定在，本来要向托尼道歉的亚西尔究竟为什么忽然挥拳击断对方两根肋骨？最初两人都对托尼侮辱性的言语讳莫如深，而当律师在法庭上将托尼的话公之于众时，案件就不再只是关于两个人之间的口角了，它搅动了黎巴嫩社会中潜藏已久的族群矛盾。这不再是托尼对亚西尔个人性的侮辱，而成了黎巴嫩本地人对巴勒斯坦难民群体的侮辱。

作为原告，托尼声称自己是受辱的一方，但随着真相展开，看上去真正受辱的是亚西尔。托尼点燃了巴勒斯坦难民群体的仇恨，案件究竟如何结束已经不仅是一场个人官司，恐怕也将引发一场政治危机。

和解是影片的关键词。亚西尔的上司希望和解，他不愿意公司的利益受损；托尼的妻子希望和解，她不愿意因为小小的口角带来家庭的不幸；亚西尔的太太也希望和解，因为作为难民寄人篱下朝不保夕。但希望一个个破碎，和解看似无望。接着，政客们也希望和解，因为真相不堪追问，内战中不同派别互相杀戮，几乎每个党派都已经相互结盟并最终互相背叛过一次。最后案件惊动了总统，总统亲自作调和人，将双方聚在一起，寻求庭外和解的可能。总统说：“把你们的争端放在一边，为了国家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我们是兄弟。”托尼说：“不，我们不是兄弟。”

他强硬的态度似乎不可理喻。辩护律师最终找到问题的根源。托尼出生在黎巴嫩著名的香蕉产地达穆尔，那里是天主教马龙派信徒的聚居地。

影片藉着托尼的辩护律师说，平静的生活在1976年1月9日被打断，巴勒斯坦民兵和黎巴嫩的穆斯林武装、左翼势力联合围攻达穆尔。“经过12天的战斗，达穆尔失守。侵略者冲进村子，俘虏了很多年轻人，把他们聚集在广场上，靠墙站着，杀死他们。他们搜寻每一个角落。命令是不放过任何人，每个家庭都被处决……孩子们、母亲们、父亲们和祖父母们。超过500人死亡，22000人成为难民。”托尼的家在离村子500米的地方，6岁的他是这场大屠杀的幸存者。

亚西尔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战争制造的难民，而托尼又是巴勒斯坦民兵制造的难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创伤刻在托尼的心里。黎巴嫩内战已经结束，正如律师所说，之后“他们重新打开通向达穆尔的道路，就像一辆卡车翻车了，或者撞倒了一只狗那样无所谓”。刻在托尼心中的伤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微不足道。

这解释了为什么托尼看见亚西尔这个巴勒斯坦难民的时候，说出具有强烈侮辱性的话。无论是爱还是恨，都需要一个对象和出口。除了站在面前的亚西尔，托尼竟找不到别的对象。

和解需要认同、承担和受苦

影片一直想要找到“和解”的答案，揭开托尼四十年前的旧伤并不意味着会自然带来和解。托尼一开始就说，“我只需要他向我道歉”，实际上他要的更多。他需要凶手得到惩罚，正义得到伸张，罪恶得到审判……但在托尼心中的法庭上，只有原告，被告是缺席的。只有对罪恶的控诉却没有人接受诉状。而在影片中的法庭上，被告席上站着的是同样在战争中成为受害者的亚西尔。

亚西尔了解到托尼情绪背后的原因后，来到托尼的工作间。和解开始了，但并不是以我们想象中温情的方式。亚西尔叉腰站在托尼几步之外，开始就托尼的苦难羞辱他，招来托尼的一记重拳。影片给我们看到，和解的逻辑似乎是双方要“扯平”：托尼羞辱了亚西尔，亚西尔又羞辱了托尼；亚西尔给了托尼一拳，反过来又挨了一拳。但我想电影真正要表达的是和解需要认同、承担和受苦。

亚西尔之所以要挨托尼一拳，不是因为他要和托尼扯平，而是因为他意识到托尼心中的仇恨需要一个具体的承担责任的对象。四十年前巴勒斯坦人向托尼一家所犯的罪行，不会随时间流逝而自动消失。导演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为我们塑造的亚西尔并不是四十年前大屠杀的参与者。现在亚西尔作为一个软弱的无辜者，认同了自己族群向托尼所犯的罪，将之担在自己肩上，接受托尼拳头的审判。

影片通过不同镜头暗示我们和解的希望已经到来：托尼重访自己从前居住的小村，他已经卸下压在心头的重负；暴雨中，托尼从阳台探出头去，发现破裂的管道已经修复好了。

影片藉着高超的叙事技巧，向我们展现个人之间、群体之间艰难的和解之路。导演没有简而化之地用爱作为万能钥匙，相反，无论亲情、爱情、政治和时间都无法“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墙不仅横亘在族群之间，也横亘在人的心里。而只要这墙仍未拆毁，就会一代一代不断制造新的矛盾和冲突，新的一代也将在历史积怨面前成为新的牺牲品。

尽管亚西尔并非全然清白，他也曾在约旦袭击一名给难民发放食物的工作人员。但在艰辛的探索之后，影片让我们隐约窥见一个无辜受苦者的影子和一种和解的可能——最终和解的途径必定超越法律层面，需要无辜者的牺牲和替代。

历史中，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人？

和解也是米洛斯列·沃弗的经典著作《拥抱神学》的主题。在结束一次讲座之后，沃弗被问到“你能拥抱一个塞尔维亚士兵吗？”当时，塞尔维亚好战分子正在沃弗的祖国执行种族灭绝行动。对这个尖锐的问题，沃弗说：“不，我办不到，但身为耶稣的门徒，我想，我应该能这么做。”《拥抱神学》讲述的就是一个不愿意被仇恨塞满的灵魂艰难地向仇敌伸出的膀臂。

沃弗发现一个以排斥为基调的社会是没有和解希望的，人们在种种对“他者”的排斥行为中，在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之间循环往复。“在暴力的本质上，受害者和侵害者之间有种纠结不清的关系，暴力往往缠住受害者的心，以防御反应驱策它行动”。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天主教徒同时都是受害者，也都是屠杀异族的参与者。因为人的败坏，我们失去衡量罪的客观标准，因此，沃弗说：“救赎不能够单靠在道德上指定是非对错，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都被罪所玷污。只有那完全无辜的受害者——被钉死在十架的弥赛亚，才是惟一答案。”

无论是亚西尔还是托尼，过去历史中的伤痕在他们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旦印记被羞辱唤醒，双方都被报复的渴望辖制，他们的心灵却都仍未得释放。救赎，对于亚西尔和托尼来说，不仅意味着安定的生活、幸福的家庭……不仅包括从欺压行为所造成的苦难中得到解放，也包括要“从欺压者行为所犯下的不公中得到释放”。需要救赎的不仅是托尼和亚西尔的身体，还包括他们的记忆。他们同在受辱的记忆中受苦，而只要报复的苦毒未得医治，和解就没有希望。

和解的希望不是受害者的报复，而是受害者的饶恕。沃弗认为，悔改是和好的第一步，不仅迫害者需要悔改，受害者也必须要悔改，尤其是为迫害者所造成自己的心理影响悔改，求神不要允许自己像敌人一样。“乍听之下，我们会觉得对受害者极不公平，但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他们不致于变成和迫害者一样”。当我们认为别人亏欠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时要意识到自己也亏欠了神。

饶恕是基督十字架的重要意涵，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和解，就不得不抬头仰望那位真正的无辜受苦者——耶稣基督。十字架是神拥抱敌人的结果，我们本来是神的敌人，但“基督伸展双臂，是在自身中挪出空间接纳敌人的进入”。耶稣通过十字架指出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罪。正如耶稣为了拥抱人，而要忍受被人弃绝、被杀之苦，我们若要和仇敌和解也需要向耶稣支取那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我所有的仇恨，都被基督的怜悯取代

专门服事穆斯林的机构“新月计划”的创办人福阿德·马斯里（Fouad Masri），从小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长大，“整个青少年时期，经常目睹到自己的朋友和邻舍，死在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的手下。这使我的心中，对巴以双方都产生了深仇大恨”。

谈到当时黎巴嫩内战的情况，福阿德说：“冲突升级，社区里的巴解士兵越来越多。无论你去哪里，都会有关卡。在民兵的眼里，没有什么地方是神圣或不可侵犯的。黎巴嫩战争，主要是在城市和居民区中发生战斗，攻击的目标是旅游点、酒店区和郊区。武装分子在教堂和清真寺里战斗，烧毁宗教标记物，杀害宗教领袖。人的生命一文不值。战斗者对妇女、儿童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毫不尊重。有的人被杀，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城市的不同地方，相信不同的宗教。”

仇恨肆虐在族群之间，也在福阿德心中蔓延。但当他听到耶稣的话“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他才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我发现这场内战就是起源于弟兄和邻里之间的彼此相恨。仇恨代代相传下来，在孩子还很容易受到影响的时候，就把这种思想灌输给他们……这场战争并非爆发于1975年4月13日，而是始于更早的年代，当来自不同宗教和民族的人开始彼此心怀仇恨时，战争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杀戮是我们从仇恨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子。”

基督的话在福阿德心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如果祂所说的是对的，那意味着我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仇恨，使我跟别的杀手并没有什么两样。在神的眼里，我不只是一个罪人，而且还是一个杀人凶手。”

这个崭新的发现不仅使福阿德迈向耶稣，同时也使他迈向仇敌。“当我在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校园里遇到老同学纳迪姆时，我看到了改变的证据。纳迪姆是巴勒斯坦人。我发现，我对他的所有仇恨和敌意，都已经被基督的怜悯取代了。”

几年之后，他在韩国遇见一位从以色列来的犹太人基督徒，就问他在以色列聚会的情况。对方的回答令他大吃一惊，这个以色列人在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的聚会中敬拜。“在主里，他们是我的弟兄姊妹。”对方说。

福阿德突然认识到：“解决中东持续不断的危机的方法是饶恕——从恨到爱，价值观的改变。若耶稣基督赐下能力，使巴勒斯坦人能够对以色列人说‘我饶恕你’，以色列人也能够对巴勒斯坦人说‘我饶恕你’时，和平就会降临。如果以色列人继续教他们的孩子憎恨巴勒斯坦人，反之亦然，那么，和平永远都不会临到中东。”

影片结尾处，托尼刚出生的女儿已经转危为安。在新生命面前，人们再次拥有一个机会：可以选择不再用仇恨浇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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