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被救助的孩子是她从垃圾堆捡来的，那种没人要、不被待见的痛感，她从小就了解。“最根本的困难来自灵命不够坚强。被误解时虽然委屈，但我会想到主耶稣被那些祂要救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忍受辱骂。耶稣尚且如此，我们跟随祂的人被误解、被攻击都很正常。”
《境界》独立出品【六一特稿】
文 | 王东莉
录音整理 | 蕙雯、Tirzah
播音 | 芬芳
“我是从哪儿来的？”张雯小时候很好奇地问妈妈。妈妈的回答是那个年代许多家长给出的标准答案：“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别的孩子不一定会相信，但从小在外婆家长到5岁才被带回父母身边的张雯，却全信了。在5岁以后的记忆里，她常要面对妈妈不明所以的恶语。她排行老二，处在哥哥和弟弟中间，因为是女孩，什么家务都得做，妈妈不许她有任何怨言，一不小心就会挨揍。
时值1970年代初，她跟随父母住在北京美术馆后街一个院子里，那里集中了一群中国社科院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次，妈妈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我锁在门外，全家人都走了，就不让我进家门。当时我拍着门锁哭喊，那种绝望的心情现在都记得。当时我就想，我以后不要小孩，我永远不要去伤害一个孩子！我长大后不当妈妈，我不要孩子，做孩子太受罪了！”
“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找一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结婚。因为我是那么渴望被爱。”现在的张雯，有六个孩子，两个亲生的，四个是她领养、寄养、助养的孤儿。不仅如此，她一手创办了一间救助孤残儿童与困境儿童的民间机构。通过所有同事坚忍的工作，19年来，他们帮助7000名孤儿投入到新家庭的怀抱，世界各地近5000名贫困残障孤儿得到治疗，还为1500多名重症患儿及家庭在大城市提供了临时栖居的小家。近几年，她们开始进入救助难度最大的受虐儿童服务领域，特别是被性侵儿童的救助。
时光流逝，她回忆她刚开始做孤儿救助时，惊讶地发现真的有许多孩子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那一刻，她从骨子里生发出对这些孩子深切的怜悯。因为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那种没人要、不被待见的痛感，她从小就了解。
“我就做这个，救一个是一个！”
“一般在家里不受待见的孩子，在外面学习就特别努力。所以我从小就是学霸。”访谈中，张雯常有爽朗的笑声，很难想象青少年的她“几乎不说话，藏在角落里读书，想当作家”。
她想起上初中时自己曾买过一个写着“博爱”的徽章，因为从小就渴望无条件的爱，她觉得“博爱”这个词儿特别好听。“初中毕业我回老家去看外婆。外婆信主了，劝我也信。我想外婆是老年人，需要信仰。我还年轻，我有大好前程，不需要信仰。”张雯回忆道。
1989年夏天，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文学梦到新闻梦，理想却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全面幻灭。“我陷落在十分痛苦的境地，一直想怎么办？这辈子怎么办？”
彻底失去了人生方向的张雯，开始读武侠小说、练气功。有一天，她练功时突然有了灵魂出窍的感受，她十分害怕。自认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灵魂出窍的体验让她第一次明白，存在着一个不可知的精神世界。她开始思考宗教信仰的可能。她想起读过的孙中山的故事，孙中山是基督徒。于是张雯决定去教堂了解一下。她很快去了海淀堂，不久就主动要求受洗，“没想到上帝会这样带领我”。
1992年，作为记者的张雯，采访了一位外国专家。专家询问中国哪里有福利院，他的朋友希望领养一名中国孤儿。张雯下意识地回答：“对不起，中国没有孤儿。”“我心想，即便有孤儿，也在国家办的福利院里幸福地生活，用不着你们来领养。”专家被她的话说愣了，但还是希望她能帮忙打听一下。
张雯托亲戚联系了江苏常熟的一家福利院前去探访。还没进门，扑面而来一股刺鼻的尿臭味，张雯看到一张挨一张的小铁床上趴着不停摇晃着小脑袋的孩子。因为人手不够，孩子们都被绑在床上，一个个浑身涂着紫药水，为被蚊子咬的包消炎。 孩子们眼巴巴地瞅着张雯，表情绝望，张雯整个人被这一幕震到了。“我想到电视里看的非洲难民，小孩眼睛大大的、肚子鼓鼓的。那时我才明白自己多么无知，原来孤儿那么需要帮助！”
三年之久，她一直处于找不到人生意义的苦恼中，此刻孩子痛苦的眼神触到她内心很深的部分。她想：“我就做这个吧，能救一个是一个！”第一次去福利院的她，就抱走了一个4个月大的女孩。两个月以后，女孩有了新家。
当年年底，张雯辞职，参与创办了一家国际儿童救助机构。父亲对张雯的选择颇有疑虑，他觉得社工不就是居委会戴红箍的老太太们做的事吗？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为什么要做这个？有亲友听说张雯做境外领养工作，觉得她在“卖孩子”。
“我不愿回应这些非议，随他们去吧。只要帮助一个孩子找到家，我就很有成就感。”张雯笑着说。她成立的救助机构有一部宣传片，片头有这样一句：在时代的波澜与宏阔之中，唯有爱亘古常存。
超越生死的陪伴
1994年，张雯到美国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读社工硕士。她发现，国内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拓展，“很多人发现孩子没有人救，就说这是国家的事，其实这是误解。上帝创造的家庭是最完美的，孩子最需要的是爸爸妈妈。如果国家做，就会做成孤儿院。美国早就看到福利院养育的弊端，所以鼓励制度完善的民间收养。”
接触福利院的孩子越多，张雯越明白集体养育方式对孩子不合适，“因为孩子需要一对一的依恋。”领养绝对不是第一方案，尤其不能停步在国际领养阶段。第一方案永远是帮助回归家庭，不应该把领养当成无限发展的事业，孤儿救助的目标应该是减少孤儿的出现。
作为六个孩子的母亲，张雯一家人每周末出门买菜能坐满一辆面包车。女孩子们一路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助养的女儿依依19岁才来到北京，进入张雯的家。虽然相处时间最短，但她非常明白妈妈的内心。“我从小就生活在福利院，那里成长的孩子不仅身体有先天的残障，心理上也会越来越孤僻、自卑、缺乏安全感。我们所有的孤残儿童内心都很羡慕很渴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家、渴望被爱、渴望能够有爱自己的父母。”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产生了80万孤儿？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困家庭孩子生病无钱治疗，无奈之下弃养。她决定回国帮助这些家庭。2000年，张雯创建了中国儿童希望团队，第一个项目就是儿童助医，目的是帮助患儿治病，回归家庭。她们最早从领养家长那里筹资帮助了100多名唇腭裂孤儿进行修复手术。
很多救助机构都会选择唇腭裂、先心病这类简单的病救助，花钱少，效果明显。“我们的团队也走过这样的过程。近年我们开始为患白血病、恶性肿瘤的孩子提供救助。这类病花费多，治愈率不高，会显得救助无效果。”张雯坦承，和表面成绩相比，她更在乎超越生死的陪伴，更在乎与救助的家庭和孩子之间建立感情、用流淌的爱激发出希望。
“我们无法保证孩子们都治好，有些病的确无法治愈。我们之所以愿意做，是因为看到他们才是最需要帮助的。我们认为，只有帮到这些孩子和家庭，才算做到了最好。我们至少可以付出同情与关爱陪伴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和被支持。遇到无法治愈的孩子会让人绝望，但上帝会让这样的家庭在绝境中看到希望，唯有爱能够超越生死。”
随着民间助医团队越来越多，国家的儿童大病医保已成为现实。张雯她们转向在北上广建立患儿之家，为从贫困地区远道而来的患儿和家长提供大城市里一个临时的家。患儿家长同吃同住，工作人员协调陪伴，这个项目已经帮助了1500个家庭。
一位父亲在返乡的火车上，发给张雯一条短信：“北京是我的伤心之地，因为我最心爱的孩子没了。但北京又是一个祝福我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认识了上帝。要是没有上帝的话，我会比现在更难过。我现在回家，我还会回来，我要帮助其他的家长。”看到这条短信，张雯几近落泪，“这是我收到的最让我感动的回应。”
“没有谁能决定谁的生命重要不重要”
伟，30岁，一名残疾人职业游泳运动员、业余歌手、曾经的新媒体设计人员，他是从张雯创办的儿童救助机构助医、助学、助养链条里成长起来的孩子。
5岁那年，爸爸把患中度脑瘫的中伟带到家乡城市一个公园的小湖边。爸爸对他说：“你坐在这儿别动，爸爸给你买点东西来！”“我在湖边坐了一天。后来天黑了，我害怕地哭了，我哭着喊爸爸，可是没有人回应。后来有人来了，不是爸爸，而是警察。”警察把中伟送进了福利院。
住在福利院的中伟，开始一两年腿不能走，只能呆坐在特制的凳子上，吃喝拉撒都在一起。想起父母，他“心里有恨有怨”，因为他认为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父母的“遗弃”所造成的，让他成为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张雯所在机构提供了他在北京的助医、助学与助养，那时他刚刚14岁。“我的人生进入了全新的轨道，张雯阿姨就是替我铺铁轨的人，他们把一系列程序安排得妥妥的。”中伟满怀感激地说。
在第一个寄养家庭，伟遇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热到熔点的爱”。那对美国基督徒夫妇已经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伟算是第三个。他们对中伟完全接纳，为他预备了单独的房间，无论到哪里，只要是全家的活动一定带着他。伟第一次完全融入一个家庭。“最特别的是，他们总是告诉我，不是他们在爱我，是上帝通过他们在爱我。他们还说，有时别人对我们不好，可能不是他们不想对我们好。他们是被罪、被撒但控制，他们没有办法对我们好。我们不要怨恨。”跟着这个充溢爱与饶恕的家庭，伟开始到教会参加敬拜。
在第二个寄养家庭，伟学到要放下过去。那是一对瑞士夫妇，与他们一家生活的时光里，伟意识到，过去福利院的生活也有值得感恩的地方，比如虽然没有父母，没有钱买喜欢的东西，也曾常常因为淘气而挨打，但有好多小伙伴一起玩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物质上的需求远不如一群伙伴陪在身边重要。上帝派了许多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爱自己，还拥有那么多治疗、学习的机会。即便真的生活在父母身边，他们也不一定能陪自己一辈子，给出那么多爱。伟终于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幸福，“我开始慢慢接纳了自己孤儿的身份，不那么介意了。”
被遗弃的孩子能有这样的饶恕十分不容易，有的孩子始终陷在自己被亏欠的受害者情结之中。张雯说：“伟很柔软，他靠着上帝的爱跨越了怨恨苦难。”这离父亲遗弃他已有二十年。在福利院瘫着的小小孩伟，已经成长为一名多才多艺的型男，会吹笛子、弹吉他、写歌、游泳。平常也参与患儿救助的伟看到，虽然大部分人并没有遗弃自己的孩子，但这些家庭十分不容易，一个患儿可能会让整个家庭变得落魄。
慢慢地，他开始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不遗弃孩子的父母值得尊敬与赞扬，遗弃孩子的父母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爱是恒久忍耐’，不是别人好才爱，而是可以包容别人的不好。每个人都会遇到难处，所以我可以原谅父母。当然，原谅他们不等于认为他们是对的，因为孩子是无辜的。我写过一首歌《爱的翅膀》，里面有一句‘没有谁能决定谁的生命重要不重要’，每个孩子都是上帝赐予的生命，没有谁可以剥夺，我只要求自己以后不要做那样的选择。”
2012年，伟上完大学开始工作，寻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在微博上发了一封寻亲家书：“爸爸，我不恨您！因为是您给了我生命，才会有我的今天。也许您的事情太多，忘记了那个还在湖边等您回来的孩子。我不恨您，因为您的遗忘，让我享受到了大家对我的关爱，让我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通过当地报纸的帮助，伟很快与家人联系上了。他才知道自己被遗弃时，父母已经离婚了。他的家庭梦还是破灭了。“人生总有遗憾、错误，这样我们才会成长。回想起来，我在北京的生活、在寄养家庭里得到的爱，都是上帝给出的爱。父母也只是上帝爱的管道。上帝的爱永不止息。父母在不在一起不重要了，只要我心中有爱，在哪里都有爱。上帝会引领我前面的路。”
如今，伟已经获得了多项残疾人职业游泳的奖牌与荣誉，他的自由泳与混合泳项目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现在就希望好好训练提高成绩，或许以后能代表中国参加下届残奥会。”
张雯对此由衷地感到喜悦：“上帝对每一个生命都有最好的安排，哪怕是病的、残的，都有自己的使命和意义。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成年人，需要做的只是去爱他，帮助他实现人生的使命。我们没有放弃与不放弃的权利，只有好好去爱的权利。”
救助被性侵儿童很困难，我们不会放弃
2014年，张雯带领团队进入情况最严重、需求巨大，同时也是救助难度最大的受虐儿童服务领域。
2014年到2017年，平均每天有1.145起性侵儿童案件被中国主流媒体曝光，而每件公开的性侵案背后，至少隐藏着7起类似的案件。儿童性侵本身的隐秘性、复杂性以及中国文化对此讳莫如深的态度，使得这个领域不易被公众察觉。专家估计，约1/10的孩子在18岁之前遭受过性侵。据执法部门的报告，在所有性侵案件中，青少年受害者占66%。而在所有青少年受害者中，11岁以下的孩子占到40%。
性侵会对孩子带来致命性的摧毁，有的孩子表现为反社会、攻击性的人格，未来可能走向暴力、偷窃、抢劫、寻衅滋事等。而那些在性侵事件中表现为应激性障碍的孩子，他们的未来若非像台湾女作家林奕含一样在众人认为的人生巅峰中毁灭自我，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单亲父母、精神病人甚至是默默死于路边的性工作者中的一员。
男孩小飞是河北一所重点中学的“乖孩子”。13岁的时候，学校的男老师把他带到自己的宿舍，性侵的同时进行性虐待。因为寄宿，小飞一两个月才能见一次父亲，巨大的耻辱感让他多次欲言又止。直到16岁时，小飞终于因为精神障碍无法继续学业而被父亲接走。“我们联合医院对其救助和心理辅导，对家长进行社工疏导和法律援助，帮小飞找到愿意接纳他的学校、实习机构。现在，20岁的小飞已经走出抑郁状态，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了喜欢的女朋友。”
被性侵儿童的康复十分不易，有的甚至漫长而复杂。“很多情况下他们一辈子需要辅导，终身走不出受害者的心理。被性侵儿童的角色认同混乱，他们需要长期的综合帮助，更需要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特别强调，这个反虐待团队必须非常明确地知道我们只有依靠上帝，因为这么大的创伤只有上帝能洁净和医治！”
曾是留守儿童的思思，12岁时被同村一个七十岁的老头性侵后生子。她的行为存在严重的典型的性侵后遗症：自残、说谎、抽烟酗酒、不听父母管教、离家出走、约陌生男网友见面。14岁时，她再次怀孕生子。无数人劝张雯和同事们放弃救助思思，因为“她已经变坏”了。但张雯她们知道，思思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她没有见过美好，只能用丑陋证明自己的存在。“你无法想象，帮助这些被性侵的孩子重新面对自己和生活有多么难。”服侍思思的义工李梓琨心痛地说，“但我们不会放弃。”
在反虐待项目中，张雯和团队除了大胆接案、寻求国内专家同行的支持帮助之外，还积极学习美国、港台的经验，摸索在国内现行制度、法律框架下民间反虐待的最佳做法。
“2018年我们开始建立一所国内领先的受虐儿童庇护所。因为服务对象特殊，项目难度很高。我们最需要对孩子们有负担的全职专业人员，也需要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孩子必须离开受虐的环境，庇护所将是他们疗伤、恢复自信的家。庇护所远离市区，相对封闭，配备24小时的监护陪伴，还为遭遇性侵产子的女孩提供包括医疗、社工、心理辅导的系列母婴服务。虽然目前还很少有人了解和支持，项目募捐很难，但是为了那些受虐儿童，我们愿意做先行者，不计得失。”
张雯并非总是这样勇气百倍。“我也经常感到委屈。”她坦承，从一开始背上“卖孩子”的恶名，到后来助医项目里有两例孩子没有救活的事故被人污蔑为做器官买卖，她还曾过被合作方欺负甚至威胁。但张雯说，自己一点都不后悔。“最根本的困难来自灵命不够坚强。被误解时虽然委屈，但我会想到主耶稣被那些祂要救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忍受辱骂。耶稣尚且如此，我们跟随祂的人被误解、被攻击都很正常。”
提及张雯对自己的影响，女儿依依说：“我不想说妈妈多么优秀、能干，我只为有她而感恩，也为她感恩。她年轻时就听到孤残、受伤孩子的呼求，用自己的一生回应他们，行出了一份爱。在中国还有很多在困境中的、受伤害的孩子，愿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呼救，成为承载爱与传递爱的人。”依依今年已经30岁，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她也走上了和张雯一样的救助困境儿童的服侍之路，成为与妈妈同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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