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信主的启中说：“我第一次回日本时甚至怕和朋友提起信仰。宗教在日本是很负面的词，我宁愿去印度传福音。”妻子慧慧来自中国，却面对亲人“嫁谁都可以，但日本人不行”的压力。他们现在日本宣教，“我曾在日本教会分享我的破碎家庭和挣扎，许多人哭了。”
《境界》独立出品【日本观察】
文|梁丰
播音&后期|Jack
第一次见到启中和惠惠夫妇的时候，他们正处在人生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
2016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这对夫妻。当时启中正在台上激情洋溢地演讲。黄皮肤、黑头发，中等个子、带一些英式口音的英语，时不时会穿插一些中国人才听得懂的玩笑，让我以为他是一个在海外长大的华侨。然而我错了，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而他的妻子正坐在房间最后一排安静地听着丈夫的演讲。后来主持人介绍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居然是我的老乡。
当时，启中夫妇刚刚结束在海外十几年的生活准备回日本定居，途径上海。那天分享的内容，是有关于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引发了我极大的好奇和兴趣。在活动结束后，我主动留下来和他们夫妇单独打招呼，对他们分享的内容作了一些回应。说实话，我当时还存有一点私心，我想知道一个日本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家庭是怎样的。
随着我们相识的深入，我逐渐被他们的故事吸引住了。
丈夫：生于中日建交之年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结束了战后长达数十年的“非正常关系”，这一对“一衣带水”却又“情感复杂”的近邻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就在同一年，启中诞生于日本东京郊区一个普通家庭。他有一个哥哥。记忆中他成长于一个破碎家庭，和家人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和父亲从小关系就很差，几乎不说话。启中后来告诉我，他甚至有些憎恨父亲，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当他需要父亲时，父亲总不在家，更不用说很好地教养他和开导他。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的恢复期。在美国的强力援助下，到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64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拉动日本经济大幅增长。到1970年时，日本的GDP总量已经超越当时的西德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2010年被中国超过。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曾经历一段蜜月期。中国免去了日本的战后赔款，而日本政府亦向中国提供了多笔长期低息贷款援助（约合300亿美元），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帮助。北京国际机场和地铁均是在这些贷款的支持下建成的。两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发展很快，“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一度成为媒体的基调。
然而到了80年代末，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引发民间排外思潮不断兴起，日本右翼势力借此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时有发生，两国间在一些历史和外交议题上的摩擦使得中日两国民众的反感甚至仇视时不时加深，这种情况一致延续至今。
在启中的记忆里，他在日本成长期间和中国人的接触并不多，受到日本官方媒体一些刻板报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印象并不好。然而当时他从未想到，在不久后的将来，他这一辈子都会和中国发生紧密的联系。
复杂的中日关系
妻子：四代基督徒家庭
在惠惠出生以前，她奶奶的妈妈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基督徒，受她的影响，整个家族里很多人都接受了基督信仰。惠惠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是最小的妹妹，哥哥姐姐都信了主，父亲还是个传道人。
惠惠所在的城市在清朝时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沿海城市之一，也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早期传教的主要基地之一。
1920年，惠惠奶奶的妈妈因为生活艰难，经常哭得很伤心，以至于害了眼疾，有一天她去当地宣教士开办的医院看病，遇到了一位医生。医生看到她孤苦可怜，格外照顾她，后来不仅治好了她的眼睛，也带她信了主。
基督信仰的种子由此带入了这个家族。惠惠从小就生活在基督徒家庭里，在她成长的村庄，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教堂，信徒们平时都是在家里聚会，她的家就是聚会点之一，从小她就经常帮大人搬座位，唱诗歌，参与各种服事。
在16岁的时候，惠惠的生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尽管从小很熟悉上帝，但是这是父母的神，当时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接受这位神成为自己生命的主。
高中毕业后，惠惠复读了一年，尽管学业上遇到一些挫折。但是上帝对她的计划却超出她的想象。1998年，惠惠有机会去到上海，接触到一些外国基督徒，学习了英语，开阔了视野。一位上海的朋友建议她去外国读神学，正好当时她有朋友从国外回来带了一所圣经学校的报名表格，惠惠一边祷告寻求神一边就填了寄去，没想到后来就被录取了。那个时候，她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从此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在异国他乡，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被上帝安排走到了一起。
丈夫：不敢告诉朋友，我是基督徒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启中去国外留学交换了三个月，在那里，他第一次走进了教会，三个月后他在那里受洗。许多年后当被问及为何会信的时候，他坦白地告诉我，他认识上帝的过程“普通又快速”，并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
不过启中也坦言，他之所以信，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自己在教会被接纳，“我心中一直渴望被接纳，而我在破碎的家庭中不被接受，在外面也没有。如果在日本的话，我可能不会信主。”
启中告诉我，许多日本基督徒都是在海外信主的，原因是一方面在日本看不到许多的教会，没有许多基督徒。“而且在国外，你会有更开放的心，你出去就是接受新东西的，所以有更少的压力。”而回到国内后，压力却无处不在。
成为基督徒后，启中回到了日本，他的家人在得知他信主后的第一反应是反问他，“你怎么会变成基督徒呢？”
启中向我解释，在日本社会，宗教（syukyo）是个非常负面的字眼。日本人往往认为宗教是失败的人才去寻求的，只有精神薄弱的人才会信。而对于基督徒，尽管日本人会尊重他们是有道德的人，但是亦会敬而远之。
启中告诉我，日本人非常看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样子，因为怕朋友们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后对自己“有看法”，直到工作后两年，启中才在一次喝了酒之后壮着胆子向朋友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不出所料，朋友们纷纷问他：“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受了什么打击？”在启中的同龄人中，鲜有基督徒，而大家普遍的看法是，人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寄托于上帝之类虚无缥缈的存在。
在日本社会，集体认同感和一致性是一个重要的共同价值观，个人主义从来都不被推崇。启中坦言，“我在日本的时候，既不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也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日本工作两年后，忧郁的启中迫切地想逃离这个令他窒息的环境，而此时去学习《圣经》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然而直到最后辞职的时候，他也不敢把这个理由堂堂正正地告诉老板，只是说，自己要去学习。
“嫁谁都可以，但不能是日本人”
1999年，启中又回到了自己曾经信主的国家。在那里的圣经学校里，启中认识了来自中国的惠惠。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中国人的印象并不好，他们总是很吵闹，经常迟到，而且不尊重规则。但是惠惠不太一样，她很特别。”启中回忆道。
而惠惠告诉我，在她眼中，启中也是一个“特别”的人。
2000年，惠惠出国留学。“当时我们英语都不是很好，我又比较内向，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说过话。”直到2001年底，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启中做了一个5分钟的演讲，他用很幽默的方式把信息带出来，引起了全场轰动，也让惠惠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后来两个人有了更多的接触，逐渐对对方都有了好感。
“他最吸引我的是他的信仰和他的正直。有一次，朋友送给我们一条鱼，我们本打算晚上一起去他的住处烧了吃晚饭，但是后来因为有事要到很晚才能去做晚饭，他就和我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吃好饭就更晚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试探，我们还是改天吧。当时我听了心里就很尊重他。”惠惠说。
2002年，惠惠爸爸癌症晚期，她回国去看爸爸最后一面，她给父亲看了启中的照片，告诉爸爸这个人有可能是他未来的女婿。
然而当时，惠惠的表姐知道启中是日本人后，却对她脱口而出，“嫁给谁都可以，但是不能是日本人。”
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复杂情感”，惠惠是有切身体会的，在海外生活期间，有一件小事至今让她记忆犹新。
一次在教会的一个活动中，现场模仿奥运会摆放了各国国旗，一个来自国内的母亲带着她七岁大小的孩子一起来参加。孩子一看到日本国旗，就一把拿到手里，扔在地上踩了几脚，嘴里还嘟哝着“踩死日本人”。
这件事情让惠惠非常震惊，也深深反思，“一个中国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是怎样的环境让他变成这样的呢？”这或许也就不难理解在日本3.11大地震后，甚至连一些中国基督徒都会说出感谢上帝这样的话吧。
向新西兰教会里的父母学做父亲
2006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启中和惠惠和他们在海外教会的牧师同时路过上海，两人和牧师约好见面，当时两个人都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上海两人一起去了金茂大厦，当时启中觉得两人衣服穿得太休闲，怕进不去。结果两人不仅进去了，而且还一起在餐厅里吃饭，当晚在饭桌上，启中向惠惠正式求婚。
“那一年我35岁了，之前有很多关心我的朋友都催我结婚，提醒我再不嫁就找不到‘好’的了。感谢主，没有让我被他们的话击伤，而是等候到了神为我预备的最好的。”11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惠惠如是说道。
第二天两人就去告诉了牧师，然后一起去认识惠惠的家人。
在惠惠的母亲面前，启中郑重地向她说：“谢谢您把您的女儿养育长大，我可以娶她吗？”让惠惠和她的家人都觉得有点惊讶。
最后大家接纳了启中，“他是日本人，但更是一个家人。”惠惠说。
在之后逐渐的接触过程中，恩惠的家人看到启中的为人和信仰以及他如何教育孩子的，而这些让他们非常信服。启中后来告诉我，他是在海外教会中从那里的父母身上观察学来的，“他们是很棒的家长，他们对孩子的爱和管教，让我这个本来不可能做好父亲的人学会了如何带孩子，教育孩子。”
而惠惠四代基督徒的大家庭，对启中的影响也非常大。启中第一次去惠惠家，全家人出来欢迎，吃饭的时候好几桌人围在一起，一度让启中感到很震撼。“日本人家庭完全不是这样的。”
在启中的记忆里，父母一直都和他保持很远的距离，十年海外生活，父母只来看过他两次，就像典型的日本家庭的做法一样，家人之间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经济上互相支持。
这些对比让启中反思，为什么对于日本人来说，家庭意识会如此不重要？启中认为很重要一个因素是，战后日本的高速经济发展令父亲的角色消失了。在日本，工作到“死”的大企业导向文化驱使着父亲们普遍出去长时间工作，不仅导致了父亲角色在家中的缺位，更使得许多婚姻摇摇欲坠。
在认识惠惠和他的家人之前，启中对婚姻充满负面印象，没有抱什么美好的期望，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通过妻子的家庭，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过去多年间，妻子很多家人轮番来海外看望他们，而妻子家人之间在有困难时会经常在经济上互相帮助（曾一度让启中不习惯），然而最终，他不仅接受，甚至变得非常羡慕。
如果是中国人给日本人传福音
2016年5月，启中夫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后回到日本去。
婚后，启中和惠惠曾一度面临着去日本、中国还是留在海外三个选择。当时，两人听从了牧师的建议，决定暂回两人已经共同熟悉的地方，稳定婚姻生活。十年来，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予了很多祝福，婚后，两人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在国外生活稳定，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止于此，而是让他们看到了另外的景象，触动了他们的心。
2011年，两人回国探亲，原计划在日本待一个月，中国待三个月，后来却在中国足足待了六个月。
在日本，启中带父母一起去日本教会，发现那里不仅人丁稀少，人们更是昏昏欲睡，死气沉沉。到中国后，两人又去了中国的教会，发现那里十分兴旺，巨大的反差让他们印象深刻。
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也让启中和惠惠看到了上帝要带他们会日本的呼召。“我问神，自己可以为日本做什么？我看到神的手在引导，我们就跟随他。”启中说，回去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做准备。
其实，日本可能是启中最不想做宣教士的地方，“日本是出名的福音硬土，我去印度很容易和印度人分享福音，他们也会信。而我第一次从海外回日本的时候，甚至害怕和朋友提起信仰。”启中笑着说道。
众所周知，日本人难信主。但是日本人其实也是非常孤独的。“我曾经在日本教会分享我的破碎家庭和我的挣扎，许多人哭了。”日本人对于亲密关系是既抗拒又渴望的，他们基本不邀请人去他们家做客，即使在教会里的信徒也不能理解所谓家人的关系，做完礼拜甚至不会在一起吃饭。
然而，这或许就是启中夫妇坚定地要回日本的原因。
在做下决定后，启中夫妇准备回国的过程也充满了曲折，他们不仅要自筹经费，还要从一个舒适稳定的环境中离开，带着三个孩子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2016年5月，在他们回中国见惠惠家人，并预备前往日本的途中，我有幸在上海认识了他们。
如今，启中和惠惠已经回到日本近一年，夫妻二人在当地最大的华人教会一起搭配服事教会里的日本华人和日本信徒。生平第一次在日本生活的惠惠告诉我，尽管自己最初是跟随丈夫的决定一起前往日本，然而她越来越意识到，在生活中每天遇到的日本人，都是需要福音的人。
“日本人很有礼貌，有秩序，守规矩，也很有自我隐私保护感，总是和他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心里真实想的和说的不一样。也不愿意麻烦人。”尽管惠惠承认向日本人传福音的确很难，然而她也发现，和日本人相处，真情的东西还是吸引人的。
“我们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年纪很大了，平时一个人住，我们经常会去关心她，她也很愿意和我们交往。”惠惠说。
搬回日本后，启中和他家人的关系也在变化。从前对父亲的憎恨，逐渐变成了谅解和尊敬。如今，启中更是在不断操练在父亲面前顺服的心。“他的父母现在很喜欢来我们家。我们最近正在计划邀请他的哥哥一家一起吃饭，一家人很多年没有一起团聚了，该是一家人和好的时候了。”惠惠告诉我。
我问惠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处理面对日本人时候的复杂情感。她想了想，告诉我，“我所看到的日本人跟你我一样，非常普通。公公婆婆待我像女儿一样， 他们是我的家人。我也在祷告和学习如何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日本人。”
启中则告诉我，“日本人给日本人传福音，很多时候他们不会听，但如果是中国人传，也许他们会听。其实，如果中国人邀请日本人，他们会觉得很荣幸。许多时候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是因为一些中国人的行为，比如在东京迪斯尼乐园，家长让孩子随地大小便。但是有一些日本人，其实很喜欢中国文化，喜欢中国人的直率、热情。所以我们都需要更多地了解对方。”
不过启中也坦率地指出，目前中国基督徒在“走出去”这方面做的并不多，最主要的还是想去接触中国人群体。“中国人的一个问题是不太容易适应其他文化，无论在哪里总是会‘抱团’，形成自己的“圈子”，其实他们可以做得更多。”
我问他，作为一个日本基督徒如何看待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又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启中当时回复我说，希望能给他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几星期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答复。
“抱歉让你等候了这么久，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你的问题，然而很遗憾，可能还是要让你失望了。对于你的问题，我还没有想到一个可以让你满意的答案。我是带着一个期待可以让中日和解的使命回到日本的，但是诚实地说目前我还没有想好具体怎么去做，事实是，这并不是说让我们去祷告然后说原谅了如此这般简单。但是我相信当我走好眼前这一步时，上帝会带领我知道怎样走下一步的。”
这番话，让我沉思良久，我想，上帝给我们大使命的目的，或许并不是要我们去完成一样任务而已，而是要我们去改变自己的生命，走出自己的局限。我期待，下一次启中夫妇再路过上海的时候，能够再听到他们的故事，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找到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真正的“和解”和“出路”。
片尾曲：《我们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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