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独立出品【信仰反思】
文/临风
最新消息传来，又一位在叙利亚采访难民的美国新闻记者史提夫·萨特洛夫被“伊斯兰国”（ISIS）的凶手割喉了。萨特洛夫是去年8月被绑架的，跟斩首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一样，在杀掉手无寸铁的萨特洛夫之前，手持利刃的凶手比手画脚，对着摄影机发出威胁，下一位将轮到一名英国记者。
我一方面对屠杀记者的行为痛心疾首，但一方面也深深为詹姆斯·福利和萨特洛夫临死前那种勇敢、坚定的神采所折服，在挥舞凶刀的屠夫面前他们竟然如此镇静！
虽然人类一直希望能苏醒过来，但今天仍然不断重复上演着“9·11”式的噩梦！
最让人吃惊的莫过于：居然有2000-3000名ISIS的战士是从西欧和北美参加的，其中包括割下两位美国新闻记者脑袋的英国籍凶手。这批喝西方奶水长大，受过西方人权与自由熏陶的青年，怎么会很快变成如此野蛮、凶残的恶魔呢？最近居然还有一位英国母亲，抛弃两个孩子，去参加ISIS，并声称要亲手割掉基督徒的脑袋。巴格达迪和他的同党凭什么力量，可以驱使这种狂热和仇恨？这或许是今天的“天问”！？
在混乱中成长的ISIS和领袖巴格达迪
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宗教、企业、机构，如果希望扩充、强大，它一定要有个“同仇”的对象。它不见得相信上帝，但它肯定得相信“恶魔”，也就是制造一个令人惧怕，深恶痛绝的共同敌人，否则，它就变得松散，失去警惕心。
另一方面，它需要有“信仰”高度的内聚力，让成员接受一种言说，一种权威。否则，它的成员会缺乏献身的激情和牺牲的勇气。这个“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信仰，却具有宗教的热情。
这是人类群体心理普遍的现象，不论是为真理和正义的理由，还是为强权和暴力的目的。在人类历史上， 罗伯斯比尔、拿破仑、 华盛顿、列宁、希特勒等的兴起都是鲜明的例子。
这个原则用在“伊斯兰国”身上更恰当无比。从2014年春天开始，伊斯兰国圣战组织肆虐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残暴且令人发指的行径，不断成为新闻焦点。
他们所到之处屠杀无辜、灭族、抢夺、强奸，无所不用其极。凡是非我族类就是诛杀的对象，连恶名昭彰的基地组织都斥责它野蛮和残暴，与它划清界限！
历史就像环环相扣的小说：西方世界在中东的政策（以巴争执、控制油源），以及现代主义世俗化带来的道德危机，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找到了共同的敌人，就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这个共同敌人遭到了“9·11”的惩罚。不过，“9·11”也让西方世界觉醒，有了危机意识,因此发动了攻击基地组织大本营的阿富汗战争，以及（美国新保守主义）为了消除隐患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然而，伊拉克战争中种种策略上的失误给暴乱提供了温床，使得占领军所受到的欢迎转变成了与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长期消耗战。由于失业，生活无着，许多萨达姆从前的军人更是成为暴乱的中坚。2007年的“增兵”（The Surge）虽然把由基地组织主导的暴乱压制下来，但问题仍然存在。事实证明，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伊拉克政府宗派主义的作风，使得境内逊尼宗的人民和复兴党的旧部结合，这些被排除于权力之外的势力蠢蠢欲动。
阿拉伯之春带来了叙利亚人民对民主的渴求，刺激了两个族群的权力斗争。掌权的阿萨德政府属什叶宗，他对逊尼宗人民的压制和残杀，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的公愤。阿萨德虽然有俄国和伊朗撑腰，但还是岌岌可危。为了制造对手间的分裂，他故意释放了一批伊斯兰极端分子，并且故意不去攻打这批极端分子所掌控的地盘，间接培养这个圣战组织壮大，以压缩自由派的反政府力量。
ISIS 就在叙利亚的混乱中成长。它的首领是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他的跟随者并非一批乌合之众，能在战场上骁勇善战，打败十倍以上的正规军。他们并且善用社交网络，还有官方 App，以及攻心战术，击溃敌人的心防。这位巴格达迪究竟是谁？
巴格达迪出生于巴格达西北一个叫萨邁拉城附近，曾在一所伊斯兰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当美军入侵时，他正在一所清真寺作阿訇（伊玛目）。2004年曾被占领伊拉克的美军逮捕，但因证据不足，无条件释放。
由于美军当初战略错误，把萨达姆复兴党的军队全部解散。这批带着武器的无业游民有过作战经验，包括中高级的军官。这批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到了2010年，因为基地组织伊拉克的首领扎卡维被击毙，萨达姆手下的一位将军把巴格达迪介绍给基地组织。这是噩梦的开始。
奥巴马外交政策与小布什相反，主张民族自决，尽可能不干涉他国内政。但他因为过分谨慎，给人软弱的印象，使得ISIS借机坐大，从叙利亚扩张到伊拉克。到了去年，巴格达迪的组织与其它圣战组织合并，扩充，成立了ISIS，与基地组织分道扬镳，成为整个区域的毒瘤。他作战的中坚就是从前萨达姆旅经战阵的旧部。
今年6月底，巴格达迪嚣张地宣布，他接续1924年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建立伊斯兰国，并自封为哈里发。他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式的乌托邦，自认为全世界20亿穆斯林的领导中心，凡是不跟从他的就是敌人 。
醒悟的恐怖分子的自白
《华尔街日报》8月30周末版有篇题为《解读西方圣战分子的心灵》的文章。在这篇报道中，作者访问“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zation）一位高级研究员马赫先生。马赫的父母从巴基斯坦移民英国。他说，因为英国政府没有警惕，90年代中期，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已在年轻穆斯林中灌输伊斯兰圣战思想，并被这批年轻人接受为理所当然的观念。
他本来也是个受到灌输的激进分子，属于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后来他开始有了怀疑，但他发现自己非常孤立。那时，他已在组织中爬到很高的位子，进入了决策层。不过，在剑桥读研究所时，他开始意识到伊斯兰信仰中的多元性，更进一步发现那种激进神学基本上是宗教垃圾。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些激进的意识形态将会导致恐怖主义。于是，在2005年伦敦地下铁车站恐怖爆炸案发生以后，他抛弃了激进思想。
根据马赫的研究，大约有500-600名英国籍穆斯林参加了ISIS的圣战组织，而且其中有将近一半已回到英国。他说，一个标准的英国ISIS成员大约20岁左右，来自于南亚（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的家庭背景。他们一般受过些大学教育，曾参加过一些伊斯兰的活动。他说，这批人可以分成三个类型。
第一类是冒险型的人。他们在英国涉及帮派或毒品，对伊斯兰一知半解。仅仅在去叙利亚之前开始恶补伊斯兰。他们的动机是希望改善生活。第二类型的人是真正的坏蛋，他们性情凶残，以杀人为乐。这些人无可救药。还有第三类型的人，这些人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从人道主义的思想开始，希望拯救遭受迫害的人们。但他们被灌输极端思想，最后甘心投身于伊斯兰帝国大业。
马赫说他自己属于这第三类型。如果他晚生十年，很可能今天就是名ISIS的圣战分子。人们应当帮助这类型的人觉醒。当记者问他，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能告诉这些圣战分子什么呢？他说，要告诉这些人，你被洗脑了。不要一头钻进去，要去了解一下外面的真实世界。
很可惜，文章就结束在这里。其实，如果仔细想想，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近在咫尺的敌人
首先关于欧洲的穆斯林，他们多半是新移民，其中有很多是从亚洲和非洲来的难民家庭。与地主国不同，他们的生育率特高，然而下一代在欧洲社会的竞争力比较低，失业率非常高。作为失败者，对前途没有希望，自然对宗主国不满。同时长辈们对欧洲自由开放的风气也不满，认为在腐化伊斯兰社会。这两个交叉的隐忧使得欧洲的穆斯林社会始终是个动乱的温床，更不要说激进分子在煽风点火了。这给第一类型不断提供人员。
其次，受到洗脑的狂热分子与常人不同，他们不容易被理性思维或事实证据所说服。换句话说，这些理想主义者已经从追求真理走到盲目跟随。他们活在一个幻想世界。这也就是一般所谓邪教共同的问题！
1951年，美国的道德和社会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出版了一本名著《真信徒》，讨论狂热的心理因素。这本书分析，并试图解释不同性格类型的动机与群众运动的关系，不论这个群众运动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是激进的还是反动的。
他发现，宗教、民族、以及社会运动，无论是激进的还是反动的，往往会吸引某种固定类型的追随者。这批人带着信仰的热诚，以及全盘接受的心态，不论所接纳的是真实还是谎言，全心追随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的表现方式相仿，甚至使用相同的手法和词汇。这种现象后来被借用，通称作“真信徒综合症”。马赫有幸从这个综合症中觉醒。因为他进入剑桥大学，受到学术界的耳濡目染。一般人或许没有这么幸运。
贝勒大学神学教授罗杰·欧尔逊（Roger Olson）今年三月在博客上讨论“新改革宗” 时，提到他早年接触高维理（Bill Gothard）的“培基教育机构”的跟随者，所观察到的共同特征。这些人认为高维理对人生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例如“上帝的命令链”。凡是对他的教训质疑的都被跟随者看作异类，要坚决抵制。
欧尔逊发现，这些认为拥有“答案”的人有个通病，他们缺乏批判性思维。他们不一定头脑简单，其中许多人还有高等学位，拥有高度专业的工作。但他们脑子里似乎有个过滤器，凡是遇到与行为有关的问题，高维理已经替他们思考过了，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思考能力。
不论是政治领域或宗教领域，总有一类人，也就是前面所提到患有“真信徒综合症”那种类型的人，对人生的问题他们特别需要有绝对的把握，否则就会坐立难安。他们不能忍受模糊性与风险。这些人以意识形态挂帅，不论是“上帝的命令链”，或是“上帝的主权”、“美国例外主义”、“女性主义”、“自我形象良好观”、“市场经济论”，还是任何其它“主义”或“特色”。问题其实还不在于这些“主义”的本身，而是这批人的态度。他们像匹狂奔的马，戴着眼罩，直往前奔，完全无视周围的现实。
这种个性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热情地、无条件地投身于那些“本身就有限度的领袖”或是“不完美的核心理念”，排斥客观性的思维。他们不去阅读任何有批判性的资料，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掌握的“真理”就是全人类人生的一切答案。
这就是“真信徒综合症”的表现，在ISIS圣战战士的身上表露无疑，而且彼此加强，彼此肯定。也唯有这样，那批原来充满理想的人才会去屠杀妇女、儿童，以及无辜的族群。就像对待邪教徒一般，如果要去解除他们身上的“魔咒”，可能必须经过冗长的“解毒”过程。
上世纪50年代，漫画家华特·凯利（Walt Kelly）藉画中主角坡哥（Pogo），说了一句极富哲理的名言：“我们已经接触到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一个文明社会所能做的，大约就是尽量培养可以冷静思考的青年人，尽量减少灌输教条的冲动，让他们不成为自己的敌人，让他们的热情不蒙蔽他们作客观判断的能力。这种熏陶不但对他们的一生很重要，对他所身处的社会也很必要。
1968年查尔斯·赫斯顿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人猿星球》的结局发现，人类已经自我毁灭了。这部老电影多年来给了我很大的提醒，人类社会最大的课题或许就是如何不要自我毁灭，因为那种毁灭性的冲动，或是“真信徒”的盲动，无时无刻不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因为它制造无知、偏见、仇恨、暴力，我们如果不正视它，它可能会把我们吞噬。
所以，无论是什么领域，什么组织，它必须具有自我检验的机制和能力，能够容许批判，而不是去压制异声，“真信徒综合症”才不至于成为流行病。
同样地， 一个人有个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原是好的，而且甚至是必须的。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有个稳固的核心思想，让我们不至于蒙蔽在私欲之下。可是，我们每个人也要自我警惕，不要让信仰的激情冲昏我们的脑袋，让我们变成自己的敌人，落入“真信徒综合症”的重病当中。
附注：伊斯兰国的称谓从ISIS到ISIL，到IS －Islamic State一直在改变，但其实是同一个组织、同一批人，用IS意义上不同了，他们不仅是个局部的王国（伊拉克、叙利亚），而是伊斯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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