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哈佛教授的自白：“自由”正是我痛苦的原因

我不想进行神学分析，而是以旁观者看自己生命转变的方法，来描述自己的属灵旅程。我要见证基督为我所成就的，也必能成就在别人身上。有一次我听一位牧师讲道，提到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复活。这是一件极不寻常、难以置信的事，他讨论了经文，又陈述历史证据与圣经吻合，然后就说我们也可亲身经历耶稣的复活。也许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主的最有力证据，就是人生命的改变。从前我是死的，如今活了，不是我自己有复活的力量，而是基督的能力重建我破碎的生命，补偿被蝗虫所吃掉的。

文/卢里（Glenn Loury，美国）

播音/凌志 后期/Jack

卢里简介：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之前任教于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治学院、西比大学、密歇根大学，教授经济学及公共政策。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曾担任数间著名大学的客座学者，如英国牛津大学、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并曾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经济顾问。卢里对于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和贫民社会政策积极作公开评论和分析，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公众利益》(The Public lnterest)、《新共和国》(New Republic)。

事业虽然成功，灵魂却死亡

虽然有一位可爱美丽的女人爱我，做我的妻子，但我还是无法也不愿意持守婚姻的关系。我无法忠于婚姻，我不是单指对妻子不忠，而是我无法全情投入婚姻，无法放下一己之私与另一个人共同生活。婚姻包括施与受，但我付出的甚少。高傲与自我使我无法与人建立成熟的关系。

我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拥有长期合约。我已达到事业的巅峰，夫复何求?我去到华盛顿，达贵名人都认识我。我有研究基金、有声誉，可是我经常情绪低落，慨叹“人生无意义”。 事业虽然成功，灵魂却死亡。我经常大声叹气，不停地说完又说，连妻子也听惯了。我没有自杀倾向，也没有精神上的问题，只是我没有真正的快乐。

我的成就并没有给我带来满足感，生命没有深度和意义，我觉得自己一直活在生命的表层，人生只不过是一件事务接一件事务，一场比赛接一场比赛。我固然想获得高分，获得人的赞扬，想财源广进，可是连串的成就并不能串连起生命的意义，我也看不出这些成就有什么永恒的价值。

除此以外，我也做了毒品和酒精的奴隶。这些捆锁虽然持续多年，还好没有严重破坏我的日常生活。我的情况不是一下子突然恶化的，我也没有在课堂之间吸食海洛英，或作出其他卑污的行为。我不想给你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我陷在丑恶、绝望和悲伤中，不过我的生活确实愁苦。我倚靠毒品过日子，我要吸食毒品才能享受晚间的娱乐，才有生命力与家人共同生活。要在派对中玩得高兴，要在体育活动中找到欢乐，也得依赖毒品。

但我并不觉得这是问题，在社交中享受微醉已成为我的生活模式，可是当情况逐渐升级，终于影响了我的健康和声誉。不过自始至终，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的人生这样下去，若非有所突破，势必婚姻破裂。若没有突破，我真怀疑我的名誉、身分是否也能支撑我的情绪不陷入崩溃。我不知道毒瘾、酒瘾日益深陷，会不会使我的身体、事业、精神一败不起。我里面似乎完全失去控制。

整整两小时我都在抹眼泪

就在这时，有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我。他们宣称有拯救的途径，能救我脱离捆绑。他们叫我思想耶稣的话，例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

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时我在医院接受戒毒疗程，每逢星期五，医院都邀请一些宗教人士来讲论属灵的事。这一天，当地教会有一位年轻女士到来，我在聚会中提出许多对“有组织的宗教”的质疑，我鄙夷教会领袖的腐败，这是我在芝加哥成长时所看到的情况。

聚会后，她约我谈话，她的态度温和，但不断问我对将来的打算。她建议我跟她一起读诗篇23篇。我们读了，虽然我对这篇诗滚瓜烂熟，但从来没有想过里面的应许竟是对我说的。这位女士告诉我，虽然我如今“行过死荫的幽谷，但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不是孤单上路。这些话令我甚为震撼。

第二天我出院了，她劝我周末到她教会去，那是1988年的复活节。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上教堂不超过六次，但这回我接纳了她的邀请。整个聚会令人愉悦舒服，尤其是那些音乐。我回想起孩童时代在芝加哥的教会，我家参加的是非洲卫理公会，这宗派有200年历史，主要由美国的黑人组成。小时候我很喜欢去聚会，及至少年才渐渐离开。

当天的信息是救赎，整整两小时我都在默默抹眼泪，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需要的赦免何其多。我没有上前祷告，没有加入教会，也没有认基督作我个人救主。聚会一完，我就飞快溜走，连那邀请我的年轻女士也没有去道谢。我没有对任何人承认，但我实在被神的灵感动了。

那个复活节的清晨确实使我心灵深处起了变化，这天之后每样事情都不同了。接着几个月里也有别人邀请我去教会，我也读圣经，有时也听人祷告，只是不太热心。在我身上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戏剧性的巨变，也没有感受到神蓦然临到的特别经历。

我有一位朋友是牧师，名叫夏蒙，他是我在哈佛当经济学家时认识的。他不断探访我，我感到他是真诚关心我。他总是温和而恒切地问及我生命的景况，最后他劝我参加查经班，此后我经常出席，又参加崇拜。

几个月来当我开始读经、上教堂、学祷告、真诚剖视自己时，我把自己的生命向神的灵开放，接受他的训示和感动。我体会到自己生命有极大的缺欠，我之所以落到这般景况，是有个人原因的。我这才明白，原来我所有不对劲的地方，都与自己灵性的空虚有关。

不但如此，我发觉自己在进步，在改变。我领悟到做基督徒是很真实的事。我属灵生命最大的进步，就是明白基督教不只是一套有待研究的命题、有待考证的真理宣示，而是一位超然的神伸出手来与人类建立关系的实际行动。换言之，我开始体会所谓“信耶稣”不只是人的理智探索，不是我素以为的一套仪文。

自由不应被视为最高的价值

作为任教于一流学府的高傲的知识分子，我根本连想也不屑想，更不用说去接受基督徒所说的信心，因为我看不出任何可信的证据，我不肯拿出信心接受没有足够证据的事物。但现在我明白，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对属灵事情的抗拒越来越减退，我愿意接纳人家向我讲述属灵的事，承认它，承认那是真理。我的内心逐渐腾出空间，让福音滋润心田。我的生命开始转变。断绝了的关系开始复苏，人生毫无目的的感觉也逐渐消除。我开始读圣经，逐渐体会生命的深度与丰盛，原来喜乐与满足并非遥不可及。我能够超越事物的表层去重寻意义，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例如，我发现一个能改变生命的真理：自由（或我所了解的自由）不应被视为最高的价值。我昔日不断追寻“自由”，不愿意受约束和限制，这正是我大部分痛苦的原因。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追求自由、自主，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婚姻多么令人窒息，因为在婚姻里人要顾及另一方的需要。虽然我在前一段的婚姻已经有了孩子，但我根本不想再要儿女，因为责任太大了。我不愿回应家庭和朋友的需要，他们实在烦透了。

可是做了基督徒之后，我才发觉惟有向别人委身尽责，才能获得生命最深的满足和最大的成就感。抱着小小的儿子在怀中，每天照神的心意做一个父亲和丈夫，我经历到那种深深的满足感，我这才知道往日虚浮的情欲与放纵根本不能给我真正的快乐。

过去自由不羁与放纵带给我的只是孤寂、漫无目的、前路茫茫等苦涩感受。如今我却经历到以前未想过的喜乐，脱离了对纵欲享乐的耽溺。生命何等甜美，我不再说，“生命毫无意义”。妻子莲达如今常常听见我说：“感谢主。”

信主后，我与家人关系大大改进，并开始与亲戚们坦诚交往，与妹妹和母亲的破裂关系也得以修好。我与前妻所生的两个成年子女也有了更扎实的联系，二十年前我与他们的母亲离婚后，彼此一直疏离。这个和好与医治的过程并不容易，我愿意作个仆人，以新的眼光看待这些人际关系，以新的态度关怀他们。

我与妻子早已看为死了的婚姻又重活过来。主赐给我家庭，祝福妻子和我。五年前，我们生了第一个儿子格伦，如今又有了一岁大可爱的儿子马太。我们的婚姻得到医治，死而复活仿如奇迹。因为耶稣基督与我相遇，我那已枯死、空虚的生命得以被充满，复苏过来。

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独特之处使自己改变，我并没有做任何事情赚取这改变。圣经说耶稣到来，活在人间，死而复活，为的是叫人人得到新生命。我怎么知道复活和整个福音是真的？我知道，不单是因为我熟知初世纪的第一手资料，也不单是因为圣经的话，我知道这真理，我向你保证这真理，是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神对人施予的无条件的爱，成为我个人从事文化、种族和解、经济和公义事务上的道德根据。

我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自视甚高

我的改变开始影响周围的人。我和另一位同事在哈佛的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伦理课，学生们都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在公共政策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捧他们所支持的人物或自己当选。我们需要在课堂上提出一些哲学性问题，叫学生在各种难题与处境中思考公平公义与是非黑白。

我思考怎样用自己的信仰经历与知识去完成这使命，训练人正面响应各项政治事务和公共政策。我向同事们发问，谈论个人的信仰委身与公共事务的伦理道德关系，我给他们传阅寇尔森所写的《重生》的节录。寇尔森是水门事件中的丑角，在白宫工作间犯罪，结果被判入狱。在政坛下台后，他与基督建立关系，出狱后开创监狱事工，帮助这群最被忽视的人。

寇尔森对人性“骄傲”的见解很吸引我。骄傲这问题对我很有个人意义，因为这正是使我被罪捆绑的部分原因。我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自视甚高，一心要攀上高位，我以为没有一样事情不在自己掌控之内。在我里面没有规范（无论道德的还是法律的），规范是为别人设立的，我有豁免权。

“一切管他的”，就是我的做人态度。我会不顾一切只求满足自己：就如在最好的大学里争取教席，力争在《纽约时报》榜上有名，或得到年轻貌美女子的垂青。寇尔森在他的回忆录《重生》中分享他如何受“骄傲”的罪捆绑，我读的时候好像看见自己的影子。我又看出虽然在程度上有别，但是在肯尼迪学院受训练做政府工作的年轻学生，那种野心勃功、自以为是的性格也是一种骄傲。

我希望至终能传递这信念，就是个人的道德必须成为职业操守的根基，而宗教能够有效地使人持守这道德准则。我希望同事能够认识到，纯学术性地处理这些课题是有限制的，我们至终的目标是去模造国家未来领袖的价值观和品德。

道德伦理的学术知识固然可影响人的思想，叫人知道该做什么，但相对于改造人的内在生命，使“该做什么”变成“想做什么”，然后真正去实践，前者便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路程是从头脑走到心灵，所言甚是。

我相信自己生命被重建，是要去激励其他人把他的学术生命与神建立关系，将二者融合起来。我们的心灵是荒脊山野，在学校公开认信的事情少而又少，因为公开认信者往往被人排挤漠视。

但是作为大学教师，我们有责任在年轻人成长阶段的关键时刻模造他们的思想。我们必须探求出路，学习以忍耐和尊重的态度挑战年轻人从属灵和学术的基础去思考事情。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直接而坦率地宣告自己与主耶稣的相遇，邀请他们也接受这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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