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日本”的日本人 ——“七•七”事变中的矢内原忠雄

“埋葬日本”的日本人 ——“七•七”事变中的矢内原忠雄

以邻为镜,既可发现被遮蔽的另一个日本,也令你我自省:我们与邻人的关系,仅次于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我们需要认清真实的自己并与自己和解,与同胞和解,同居神州的各族群之间和解、与邻邦和解,惟此一途,能让未来的孩子在梦中微笑。

《境界》独立出品【经典回顾】

文/王敏俐

播音/吴仁 后期/Starry

[编者按]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桥头的石狮子上,弹痕尚在。

在历史与现实最深的的纠结处,在我们记忆与情感最痛的点上,在主流媒体所关注的喧嚣背后,看见一群杰出的日本基督徒以自己的生命与思想为亮光,映照人性的深渊,彰显真正的公义,昭示爱的可能。

矢内原忠雄语录:

@“国家理想的目标应是正义,也就是保护弱者的权利免受强者的侵害压迫。国家违反正义的时候,国民一定会扬起批判的声音。”

@“爱国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营营于压倒他国来扩张自己利益的国家主义,只是将个人的利己心扩张到国家而已。”

@“不论自己、社会、本国国民、外国国民,对于举凡所有的不正义,只要正确的认识、不惧怕、去责难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义,就是真诚的爱。”

二战犹太集中营中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曾在少年时经历欧洲法西斯主义迫害,成为一生不可磨灭的伤痛印记,他的一段话至今广为流传:“爱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艺术的反面不是丑陋,而是冷漠;诚实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

维瑟尔的这一段话揭示了人性最深处的黑暗与软弱,也指出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在欧亚蔓延开来最根本的原因:当我们单单关注自身的生存、利益与扩张,当我们在必须伸张正义之时选择沉默、在坚持真理之时选择妥协,是我们的冷漠造就了人间的炼狱,也是我们的冷漠,造就了人生的泪水与苦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日本举国被战争机器搅进狂热的漩涡中的时候,却有一位日本教授凭着信仰的力量,走出狭隘的民族利益与人性的黑暗软弱,登高振臂,以先知般的姿态严厉地谴责日本违反正义的侵略行径,“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

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成为日本民主化后,东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就是矢内原忠雄。

最黑暗时代里的先知

先知的声音总是孤独的,先知的身影总是寂寞的。在日本的东亚侵略史当中,确实有过一个真风骨的先知,只身反抗时代谬误的潮流。

1937年,当日军藉机发动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东京大学经济部教授矢内原忠雄,置个人安危与前途于度外,公然反对日本出兵攻打中国,并呼吁执政者悔改。他“以骨头做笔,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评论《国家的理想》,根据《圣经·箴言》“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发声疾呼,“国家理想的目标应是正义,也就是保护弱者的权利免受强者的侵害压迫。国家违反正义的时候,国民一定会扬起批判的声音。”

当《国家的理想》于1937年9月发表时,马上收到相关单位删除的命令。矢内原回忆道:“十月下旬,东大经济部部长指著我的论文《国家的理想》,并开始讨论执笔者是否拥有成为大学教授的资格”、“现在这些军国主义者开始对付大学内部的异议教授…”。

因为这篇文章,矢内原被迫辞去东京大学教职。就在同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矢内原在辞别东大教职的演讲中长歌当哭:“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

矢内原忠雄,被尊称为“人格者”(日文:人格高尚之意),生于1893年。青年时代的满州之旅决定了他一生研究与抗争的基调,立志成为专攻殖民政策的经济学者,批评日本殖民政策,并为基督信仰与大学教育鞠躬尽瘁。

当时19岁的矢内原记录下旅行中的沉思与感触:“当我在满州看到被劳役的中国人,无法不为那些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感到悲哀。我们不需要不义之财,我确实地感受到需要人道的殖民政策。”

“比起利欲,日本应该更重视真理,以爱和正义对待邻国…”

“爱国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营营于压倒他国来扩张自己利益的国家主义,只是将个人的利己心扩张到国家而已。”

在恶欲与野心中逆流而行,所需要的不只是道德勇气,更重要的是来自信仰与真理的永恒之光。高中时代的矢内原,渴望拥有一个“确实的人生”,却认识到“自己的无力、渺小、软弱、丑恶。对于爱的不足、理想与实际自身的差距、罪的意识”,并深感痛苦。

在长辈的引导下,他成为基督徒。而后在大学生涯中,读到《圣经·以赛亚书》36-39章,他深切体认到,因着以赛亚这位先知,竟得以拯救以色列免于灭国之灾。以赛亚先知的呼声,成为矢内原学术生涯的榜样,在最黑暗的时代,他向日本发出先知的呐喊。

矢内原曾说,“理想虽然是无形的,却不是无力的。现实虽然可以歪曲理想,却不能消灭理想。” 当矢内原因为坚持反军国主义受当局压迫,向东大提出辞呈离开教席之后,困顿贫乏中,继续在自己创办的《嘉信》杂志宣扬和平与基督信仰,其无畏的道德勇气被视为“日本的良心”之一。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他立即被邀回东京大学任教,之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然而,不论在何种境遇,矢内原坚持先知的使命,一生为传扬真理而发声。

如何对抗平庸之恶?

在黑暗的世代中,坚持靠公义而行、凭真理发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然而,当我们在时代的错谬中选择沉默与冷漠,所需要付出的,其实是更沉痛的血泪与更昂贵代价。

二战结束后,纳粹头号战犯,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1962年处以绞刑。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

汉娜•阿伦特如此描述审判席上的头号战犯:欠下三百万条人命的艾希曼,看起来是个“不肮脏具有良心的男子”、“不阴险,也不凶横”,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并不像一个刽子手。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一再重申“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德国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他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纳粹的法律是错误的。

汉娜·阿伦特就此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她认为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是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恶”:我们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相较于“极端的恶”,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且你我都可能成为其中的共犯。当我们在体制的运转中缺乏独立的思考与批判精神,很容易在服从与默认中,成为错误体制的执行者和实践者,进而铸成历史上不可抹灭的大错。

不可否认,在国家至上的极权主义阴影下,是无数德国人的冷漠,造就了希特勒的德国梦,是无数日本人的沉默,造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

“不论自己、社会、本国国民、外国国民,对于举凡所有的不正义,只要正确的认识、不惧怕、去责难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义,就是真诚的爱。”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嗜血,矢内原忠雄不计代价挺身而出,他的勇气根植于上帝的公义,他诚实的内省与忏悔来自基督信仰的真理。

“爱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艺术的反面不是丑陋,而是冷漠;诚实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冷漠,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爱与公义的源头;在荒凉的世代,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作为被侵略的受害者,中国人在愤怒与哭泣之后,已经是时候做更深的省思:倘若在当年,我们是日本的国民,我们会选择抵制国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还是沉默坐享其成?倘若在今日,我们是日本的政治领袖,我们会选择勇敢承担历史的责任,还是佯装无辜推搪卸责?在诉控过往历史伤害的同时,我们自己在家庭、工作与生活中,是否也在以同样的冷漠盲从,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来满足我们的利益与心中无限膨胀的欲望?

片尾曲:天韵合唱团《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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